好笑的爱 精彩片段：
收集者的小说集
弗朗索瓦·里卡尔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八年写于波希米亚”，《好笑的爱》收笔处的这条提示本身，就已经打开了阅读的第一条线索，因为，它使这部书显得像米兰·昆德拉的整个小说创作的出发点，而且，它给予了这本书一个非常珍贵的价值。
尽管如我们现在所知，作品出版于一九七〇年，也就是说，晚于《玩笑》☾1☽两三年，应该指出，它的写作是伴着甚至是先于昆德拉的第一部小说的写作。《好笑的爱》最初是一九六三年与一九六九年之间在布拉格出版的三本“小册子”的题目。作者从它们收录的十篇小说中抽出八篇组成小说集于一九七〇年在布拉格出版，同年出版了法文的第一版，在法文版中，篇数最终减少为七篇☾2☽这个“最终版”小说集的开篇之作《谁都笑不出来》曾经发表在三本小册子的头一本中，即一九六三年的小册子中，而接下来的两篇《永恒欲望的金苹果》和《搭车游戏》出自一九六五年的小册子，其余四篇出自一九六九年的小册子☾3☽。
可以把《好笑的爱》看作是米兰·昆德拉创作的第一部叙事作品，如果不怕出现歧义的话，我们甚至可以把完成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五日”的《玩笑》和时间署为“一九六九年六月”的《生活在别处》，☾4☽在某种程度上看作是属于《好笑的爱》系列或者范围的作品，就是说，由美学和精神的同一种探索所激发和养育的小说，而它们在某些方面是这种探索的机会、场所和实验室。
在一九八八年的一次采访中，昆德拉也提到《谁都笑不出来》的写作在其艺术创作的演变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在三十岁前，”他说，“我创作过好几类东西：主要是音乐，但也有诗歌，甚至有一个剧本。我在多个不同的领域工作——寻找我的声音，我的风格，寻找我自己。随着我的《好笑的爱》的第一个故事（写于一九五九年），我确信‘找到了自我’。我成为写散文的人，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其他的任何什么人。”☾5☽
“找到”自我，这对于一个小说家主要意味着，发现——或者，无论怎样，相当清楚地感觉到——他的作品将赋予形式的世界是什么；他的“风格”，他的“声音”，他对世界的看法是什么。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我刚才提到的声明和《被背叛的遗嘱》中的一段，在那一段文字里，米兰·昆德拉从一个不大一样的角度，叙述了同样的经历。提到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一九四八年革命之后的那些年间，他写道：“那时候，我深深渴望的惟一东西就是清醒的、觉悟的目光。终于，我在小说艺术中寻找到它。所以，对我来说，成为小说家不仅仅是在实践某一种‘文学体裁’；这也是一种态度，一种睿智，一种立场。”☾6☽
这种对自我和小说（小说中的自我）的发现以及伴随的“确信的”感觉，使人想起笛卡儿的“顿悟”，或者瓦莱里的“热那亚之夜”☾7☽。首先，这些事件是一些否定的发现，一些反叛的方式，或者更说是：它们标志着一种觉醒，一个决裂，通过这个决裂，意识使直至那时还束缚它的东西贬值，也因此彻底超脱了。而这拒绝，这境界的解放，同时也让未来的思想或者美的整个新空间显现出来；它以可能的方式揭示尚不知晓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将构筑出作品，将产生出日后的发现。最后，它提供了这类发现采用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不是别的，而是将过去事件转换成时间，转换成“睿智”，也就是说，总是重新开始的对过去事件的沉思和叙述。
就像《爱德华和上帝》，就像《玩笑》，或者就像《雅克和他的主人》☾8☽，《谁都笑不出来》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这一发现的叙述（叙述之一）。这故事讲的是一次失败。叙事者徒然地自以为精明，却失去了全部：他的工作，他的名誉，甚至他爱的女人。他尤其失去了他的天真，他的那些期待，对他自身自由的信仰。一句话，他赢了。
我突然明白到，我原先还想象我们自己跨在人生历险的马背上，还以为我们自己在引导着马的驰骋。实际上，那只是我单方面的一个幻觉；那些历险兴许根本就不是我们自己的历险；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是由外界强加给我们的；它们根本就不能表现出我们的特点；我们对它们奇特的驰骋根本就没有责任；它们拖着我们，而它们自己也不知来自什么地方，被不知什么样的奇特力量所引导。
他赢了，也就是撤离了，停止了斗争，并采纳了面对自己的“一种清醒的和觉悟了的目光”，小说家的嘲讽的目光。没有这种目光，他怎能叙述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呢？难道他不是只会高声叫喊，宣布复仇，煽动充满公正的心灵吗？他没有这样做，只是简单地叙述自己的奇遇，就像这种奇遇曾经发生在随便什么人身上，他叙述得就像它现在发生的样子，那样可笑，苦涩，从而具有代表性。
我们读（或者再读）《谁都笑不出来》——以及《好笑的爱》中的其他小说——可以像读《方法谈》☾9☽或者《泰斯特先生》☾10☽一样（它们也是以它们自己方式写成的小说）：从中找到可能是最可靠的线索，因为它最接近这最初的时刻，“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八年间，在波希米亚”的某个地方，一位小说家自己“找到自己”，并且意识到将成为他作品的主要轮廓的东西。而我们现在对这作品的认识，就像作品在最近二十五或三十年间所展现的一样，在我们的眼中这种认识只是在回顾时增加了这最初时刻的意义和美，一切都含在其中，就像在一个核中，并且准备出世。
在《被背叛的遗嘱》的另外一段自述中，昆德拉回忆了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最初岁月对于他意味着什么。在完成《告别圆舞曲》后的六年中，他什么也没有写。“我以为自己的写作生涯从此结束了，”☾11☽他说，“那时，我惶恐不安。为了能重新感到脚下尚还踏着一方坚实的土地，我打算连接以前曾做过的事：写《好笑的爱》某种意义上的第二卷。”“这是何等的倒退！”他还说。这或许是一个倒退，因为一位艺术家不会满足于重做他干过的事情。但同时，倒退确认了《好笑的爱》的奠基性特征。在空虚中，在艺术创作和精神思想的紊乱时期，小说家自发重归的正是这部作品，就像重归到仍然可以溢出新事物的惟一源泉。实际上，“倒退”，重归《好笑的爱》之乡正是不久可以打破僵局，按照当时看来尽管意想不到、事实上却在这些小说的“模具”中预示的和安排好的手法重新创作，在十五或者二十年前，昆德拉已经从这些小说开始了他的“散文创作的第一步”。“还算幸运，在信手涂鸦写了两三篇‘好笑的爱之二’以后，”《被背叛的遗嘱》的作者接着说，“我明白我实际上正在写一些全然不同的东西。”这些全然不同的东西就是后来的《笑忘录》。
对昆德拉的评论一般来说对《好笑的爱》关注甚少☾12☽，但仍然从这部作品中觉察到作者后来的小说的先兆，这一点并不令人吃惊。特别是，人们从《座谈会》和《哈威尔大夫二十年后》的人物、背景、叙事方式甚至某些主题中认出了不久就要成为《告别圆舞曲》的一段引子的东西。同样，在《谁都笑不出来》或《爱德华和上帝》这一方面和另一方面的《玩笑》之间，同源性是很明显的。我们还可以通过羞耻或嫉妒的主题，在《搭车游戏》的年轻姑娘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特蕾莎之间建立一种联系；或者通过唐璜主义，在“收集者”哈威尔和“放荡的床笫能手”☾13☽托马斯之间建立联系。我们已经可以说，短篇集的这七篇小说“以某种方式预示了（昆德拉的）所有重要的复现主题：自我哄骗和幻象，性欲和爱的滑稽，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青春和抒情诗，记忆和遗忘，笑（包括‘玩笑’的概念），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悖论”。☾14☽除了《告别圆舞曲》（五部分）和《被背叛的遗嘱》（九部分）外，在作者的其他作品中都能见到的七部式构成又意味着什么？
换句话说，昆德拉的作品越是发展，越是丰富，按照其后的小说的观点重新阅读的《好笑的爱》就越像是一部言简意赅的书。因为这部小说集，与一位艺术家的第一部有意义的作品通常起的作用一样，清楚地或者潜在地包括了我们可以称之为昆德拉的小说索引的基本因素。每篇小说各自成章，七篇小说结为整体，构成为主题与形式潜在性的一个宝库。小说家在其后的作品中从未停止在让潜在性经受持续变化的同时重新使用和发掘它们。这些变化渐渐地揭示了潜在性的财富，并把它们一直推向最宽阔和最新的成就。以此观点来看，像《好笑的爱》这样的一部作品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读这样的作品，可以说就是在目睹一个世界的形成，目睹米兰·昆德拉独一无二的作品在现代小说体系中所代表的新星球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