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针脚_第四章 第二节

第四章

第二节

已经接近半夜了，大厅里穿法兰绒西服的、穿军装礼服的、穿晚礼服胸前戴珠宝的人越来越多。主要是西班牙人，但是也有很多外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所有参战国家的人都夹杂其中，跟我那些有钱有势的祖国同胞们混在一起，所有的人似乎都暂时忘却了欧洲正在经历的这个野蛮时代，也忘却了他们所处的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正在告别它历史上最黑暗、最可怕的一年。到处都能听见大笑声，一对对来宾在康加鼓和爪拉恰舞曲富有感染力的节奏中滑人舞池，乐队的黑人乐师们倾情演绎，毫无倦怠。一直站在楼梯两侧迎接我们的侍应生，穿着笔挺的制服，开始在人群中分发小小的葡萄篮子，并邀请宾客移步露台，伴着附近太阳门的新年钟声吃下这十二颗葡萄。父亲朝我伸出胳膊，我挽住了他，虽然我们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走到了今天，但仍默默地互相接受了彼此，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在露台上，我们跟几个朋友聚在了一起，还有他的儿子和那两个把我骗来的顾客。他把我介绍给了卡洛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长得很像父亲，跟我却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他怎么可能想到，面前的这位外国时装师身上流淌着跟他一样的血液，而且他的兄弟还曾经控告她诈骗了他们两个人的一大笔遗产。

似乎没有人在意冬日夜晚的严寒，宾客增加了好几倍。服务生们不停地穿梭于客人们中间，用巨大的雪白餐巾裹着香槟酒瓶为大家倒酒。热烈的交谈声、笑声和碰杯时叮叮当当的声音回荡在空气中，像炭火一样直冲严冬的夜空。像是有刺耳的咆哮声传来，是街上那些不幸的人们在一起庆祝新年，黑暗的命运让他们的生活只能维持在最低水平，在新年来临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分享一壶廉价的白酒或者一瓶像岩石一样粗糙的卡萨亚茴芹酒。

钟声响起，先是预备的双响，然后是准点的单响。我开始全神贯注地吃起葡萄：当！一声。当！两声。当！三声。当！四声。第五声的时候，我感觉到冈萨罗的手臂轻轻地环住我的双肩并把我搂向他。第六声，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第七声，第八声，第九声，我盲目地吃着葡萄，努力控制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第十声我还能忍住。第十一声，我终于崩溃了。当最后一次钟声响起的时候，我转过身去，在生命中第二次紧紧地拥抱住了我的父亲。

一月中旬的时候我又跟父亲见面了，并详细向他讲述了现金和珠宝遗失的过程。我想他应该相信了这件事，即使不相信，他也完全没有表露出来。我们一起在亚尔迪吃了午饭，他提议我们继续见面，但我毫无理由地拒绝了。也许我当时觉得想要修复我们之间缺失的那些东西已经太迟了。他却一直坚持，看上去不愿意轻易接受我的拒绝。最终他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我的心理防线渐渐坍塌。我们又一起吃了几顿饭，一起去看话剧，还去了一次皇家剧院听音乐会，甚至有一个星期日的早晨还在丽池公园散步，就像三十年前他跟我母亲一样。他的时间宽裕得很，他早已经不工作了。战争结束的时候他本可以重建炼钢厂，但是最终放弃了。之后他卖掉了炼钢厂的那些土地，就依靠从土地获得的年金生活。他为什么没有再继续自己的事业？为什么战争结束以后没有重新向前推进生意？我想纯粹是因为他不愿意。他从来没有跟我细说过那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因为他不是多愁善感的人，反而太过理性，不允许内心的情感主宰自己的生活。但是通过几次谈话，我能大致构建出他的痛苦遭遇。尽管他属于战争胜利的一方，但是对新政权也充满了疑议。加之他很健谈，很风趣，我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并非想要补偿我童年和少年时父爱的缺失，而是从零开始搭建起一种成人间的友谊。在他的圈子里很快出现了关于我们俩的闲言碎语，旁人纷纷猜测我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也听到了无数千奇百怪的风言风语，并且当笑话讲给我听，我们俩谁也不着急去澄清。

跟父亲的见面让我认识到了我一直不了解的现实的另一面。虽然报纸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我知道了西班牙正在经历一场政府稳定性危机。在这个政府中，关于罢免、辞职和职位更迭的谣言满天飞，敌对、竞争与阴谋无处不在。贝格贝尔在布尔格斯宣誓就任后不到十四个月就被赶出政府，无疑是最令人哗然的一个事件，但绝不是唯一。

在西班牙开始缓慢地重建时，曾经为内战胜利做出过贡献的人们，非但没有和平共处，反而像在演出一部闹剧般互相攻击。军人跟长枪党人对着干，长枪党人谋杀保皇党人，而保皇党人怨声载道，因为佛朗哥没有兑现承诺恢复君主制。而坐镇帕尔多皇宫的佛朗哥，却在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气定神闲地签署着一份份的决令，不偏向任何一方。塞拉诺·苏聂尔凌驾于所有人之上，但是所有人又都反对塞拉诺。有的策划着支持轴心国，有的密谋支持同盟国，双方都盲目地下赌注，不知道最终哪一方获胜，就像坎德拉利亚说的，看谁能把羊赶进羊圈。

与此同时，德国人和英国人在世界版图上、在西班牙首都的大街小巷里不停地你攻我守，你进我退。不幸的是，相较于命运安排我参与的英国事业来说，德国人的宣传攻势似乎要强大得多，有效得多。就像希尔加斯在丹吉尔的时候跟我说的那样，所有行动都是通过德国大使馆进行操纵和指挥的，他们有无限制的经济来源和一个由著名的拉萨尔指挥的无可匹敌的高效团队，更何况这位拉萨尔先生还深得西班牙当局的欢心。关于他的社会活动我有第一手信息，所以深知他有多么活跃。来我店里的那些德国顾客和西班牙顾客常常提到他组织的晚餐或派对，而他家的客厅里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我的时装作品出现。

报纸上也开始日益频繁地出现大肆鼓吹德国声望的各种舆论。他们采用醒目而有效的广告，热情地宣传德国的柴油发动机或衣服染料。攻势十分密集，把各种理念和产品混杂在一起，试图说服人们相信德国能力创造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做不到的奇迹。这些广告虽然带着技术产品的面纱，却掩盖不住其中的真实信息：德国已经准备好主宰这个星球，并且想让他们忠实的西班牙朋友知道这一点。为了让人们深信不疑，他们惯用的手段就是采用大幅具有视觉震撼力的图像，巨大的字体，还有一些诗意的地图，地图上的德国和伊比利亚半岛用清晰的箭头连接起来，而英国却像被地心吞噬了一般。

在药店、咖啡馆和理发店里，经常会免费派发讽刺杂志，还有些字谜或文字游戏的小册子，那是德国人送的礼物。上面会有一些跟德国大获全胜的军事行动相关的笑话和轶事，而智力题和文字游戏的正确答案一般都跟有利于纳粹事业的政治内容相关。同样的情况也体现在向专业技术人员派发的宣传册、向年轻人和孩子们派发的冒险故事，甚至在上百个教堂的教会宣传页上。据说街上也到处都是德国人网罗的西班牙走狗，负责向过往的行人、在商店里排队的顾客和电影院的观众做一些直接的面对面宣传。他们贴出的大幅标语有时候看上去似乎还有点儿道理，但绝大多数时候都荒唐透顶。到处流传的小道消息也都是攻击英国人和他们的盟友的。比如说英国人正从西班牙偷橄榄油，还用外交车辆运到直布罗陀去；美国红十字会捐赠的面粉都是霉烂的，吃了它的西班牙人都得了病；市场上没有鱼卖是因为渔民都被英国海军军舰拘捕了；面包质量太差，因为英国人偷偷弄沉了阿根廷运小麦的船；美国人正在跟俄罗斯人密谋，马上就要发动对半岛的侵略，等等。

英国人也不甘示弱。他们的反击方针主要是把西班牙人民遭受的一切不幸都归咎于现在的政府，尤其是不停地打击他们的痛处：食品的匮乏。正是因为饥饿，人们从垃圾堆里捡吃的，导致了种种疾病，正是因为饥饿，很多家庭全家出动在社会救援车后面紧追不舍，也正是因为饥饿，天知道那些家庭主妇们是怎么发明出了没有油的油炸食品、没有鸡蛋的蛋糕、没有糖的甜点，还有没有一丁点儿猪肉的香肠，还带着可疑的鳕鱼味道。为了让西班牙人对盟国事业产生好感，英国人也费尽了心机。英国大使馆的新闻处在马德里制作了一个家庭自制食品的广告，在大使馆新闻参赞——年轻的汤姆·布恩斯的带领下，新闻官们亲自在大使馆附近的街道上免费发放。不久之前英国学院成立了，院长叫沃尔特·斯达克尔，是一位爱尔兰神父，有的人叫他西达诺先生。据说，这家学院的成立是贝格贝尔在任期的最后时刻批准的，那时他的权势几乎丧失殆尽。表面上这是一个文化中心，向市民提供免费英语课程，组织研讨会、茶话会、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但实际上这里似乎是英国的秘密宣传基地，虽然比起德国人嚣张的舆论攻势，他们要显得慎重得多。

冬天就这样过去了，工作一直都很繁忙紧张。这个冬天从任何一方面来说似乎都很严酷：对于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不知不觉间，春天悄悄来临了。随之而来的是我父亲的又一次邀请。萨尔苏埃拉跑马场即将重新开张，我为什么不陪他一起去凑凑热闹呢？

在我还是马努埃拉女士时装店的一个年轻学徒的时候，就经常听顾客们提起那些跑马盛会。可能只有极少数的女士会对那种比赛感兴趣，但是就像马儿在跑道上竞赛一样，她们也在看台上争奇斗艳。那时候的老跑马场在卡斯蒂利亚那大街的尽头处，是大资产阶级、贵族甚至皇族的聚会之所，阿方索八世就经常出现在那儿的皇家包厢里。战争爆发前没多久，跑马场开始改建，加入了很多新的更现代的设备。但是战争的爆发使这个新的跑马场项目陷入停滞。实现和平两年以后，这个新场地虽然还没有完全完工，却急不可待地在艾尔帕尔多山顶上开门迎客了。

几个星期以来，它的开业一直是各大报纸的头条，也是街头巷尾茶余饭后最热门的话题。父亲亲自来接我，他喜欢开车。一路上他给我解释了这个跑马场的建成历史，据说它的顶棚是一个很新颖的波浪形。他还提到了成千上万的马德里人都热切地盼望恢复这一传统活动。而我则向他描述了自己对得土安跑马场的记忆，还有每个星期五哈里发骑着马穿过西班牙广场，从他的宫殿到清真寺一路上的无限威仪。我们聊了很多很多，以至于他都没有时间提前告诉我，这天傍晚他还约了其他人见面。当我们到达看台的时候，我才发现，这场看似毫无危险的活动，却让我把自己送入了真正的虎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