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静的美国人 精彩片段：
译后记
格雷厄姆·格林是二十世纪最优秀、最多产的作家之一。他于一九零四年十月诞生在英国英格兰哈特福德郡的伯克汉姆斯特德，一九九一年四月在瑞士的韦韦逝世。幼年时期，他不喜欢运动，常常逃学，去阅读一些冒险故事。那些故事对他具有深远的影响，并帮助形成了他的写作风格。后来，进入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后，他攻读现代史，并担任了《牛津展望》的编辑，取得了不少经验，还磨砺了他的写作技巧。一九二五年，他大学毕业，在伦敦《泰晤士报》当了四年助理编辑。他的第四部小说，一部间谍小说，《斯坦布尔列车》（stambul train），为他树立起了名声。一九三五年，他到西非利比里亚旅行，结果写成了《没有带地图的游历》（journey without maps）。由利比里亚归来，他奉派担任了《旁观者》周刊的电影评论员。一九三八年，他访问了墨西哥，想报道那里的宗教迫害（他于一九二六年在夫人的劝说下，加入了罗马天主教教会），结果先写出了《无法无天的道路》（the lawless roads），一九四零年又写成了他的最出色的小说《权力与荣誉》（the power and the glory）。接下去，他又发表了《布莱顿硬糖》（brighton rock）。
一九四零年，他成为《旁观者》周刊的文学编辑。下一年，他承担起了英国外交部的一项工作，在西非塞拉利昂逗留了三年，这段经历后来产生了他的以西非为背景的小说《问题的实质》（the heart of the matter）。
他的狂热的环球旅行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体力不能这么做的时候才停止。他于是找出世界上的一些“热点”来：越南战争时期的越南，茅茅暴动时期的肯尼亚，斯大林主义者的波兰，卡斯特罗的古巴和杜瓦利埃的海地等，前去参观、采访、旅游，以满足自己对冒险的欲望。这些旅程的结果就是《随姑母的旅行》（travels with my aunt）、《名誉领事》（the honorary consul）、《文静的美国人》（the quiet american）等，大都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揭露出了人世间的种种卑劣与丑恶。
人们时常把格林称为“天主教作家”，有时又称为“政治作家”。格林自己也说：“当我写政治题材时，我可能是一个政治作家，但这不适用于我所有的作品。”
格林除了撰写有多部长篇小说外，还写有好几部短篇小说集、四本游记、六部剧本、三卷自传——《一种生活》（a sort of life）、《遁世的途径》（ways of escape）和身后出版的《我自己的天地》（a worl of my own）——两本传记和四册童话。
此外，他还撰写过好几百篇杂文、影评和书评，许多篇后来全都收集在《冥思录》（reflections）里。格林是功绩勋章获得者和荣誉爵士。在他逝世以后，许多人都对他深表赞扬，其中有金斯利·艾米斯，伊夫林·沃，乔治·奥韦尔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艾米斯说：“全世界今后都会怀念他。时至今日，他一直都是活在世上的最伟大的小说家。”伊夫林·沃说：“格林先生是一位天才的讲故事的人……他在技巧方面的熟练，从没有比他叙述一个场面更为明白地显示出来——焦躁不安与污染腐蚀，日落时分有一会儿显得很美的那个建筑恶劣的市镇，人人全都平等的妓院，贪得无厌的人……二流公立学校的势利，所有的人全能规避的法律，老是存在的、令人不安的下层社会中的流言蜚语、刺探、行贿、暴力和出卖……与电影相似之处在在可见。那是一种摄影机的目光，从旅馆阳台上转向下面的街道，挑选出那名警察来，跟着他回到警察局，在房间里移来移去，从墙上挂的手铐到抽屉里放着的散落的念珠，把含意深远的细节全都记录下。这就是现代讲故事的方法……”乔治·奥韦尔说：“（格林）似乎也享有波德莱尔以来一直流传着的一种想法：恶劣透顶的境况中也有点儿相当雍容华贵的地方，地狱是一种高级夜总会，只有天主教徒才可以出入。”威廉·戈尔丁说：“格雷厄姆·格林自成一类……人们会阅读他的作品，并记着他是二十世纪人们意识与渴望的最终记录人。”
《文静的美国人》是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五年间格林所写的一部杰出的政治小说，是他以记者身份四次访问越南后的产品。有些评论家认为，在阅读格林的小说时，读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从作品的历史背景内外去探讨这部作品。这个问题就《文静的美国人》而言，是极其清晰可见的。像他写的许多部其他小说那样，《文静的美国人》是格林亲身参预了书中叙述的许多事件的结果。评论家们对他这部作品，像对他的好多部其他作品一样，是很难区分出作者本人和小说中的主人公托马斯·福勒的，因为福勒和格林本人一样，在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也是在越南观察那场战争——第一次越南战争——的一名英国新闻记者。
当《文静的美国人》于一九五五年在英国出版时，它受到了普遍的赞扬，但是当它下一年在美国出版时，它所受到的接待却是毁誉参半。有些评论家认为，这是格林素来不喜欢美国的又一次表现。在他的自传《遁世的途径冲，他对这件事曾经这么写道：
当《纽约人》杂志上最终注意到我这部小说时，评论人谴责我指控我们“最好的朋友”（美国人）残杀，因为我把西贡主要广场上那次大爆炸的责任归到了他们身上。那次爆炸造成的危害远比那些次要的自行车炸弹严重，它使许多人毙命。但是评论人用不着说，当然并不知道的那些事实又是什么呢训生活》周刊的摄影记者在爆炸发生的那一刹那，正待在最为有利的地点。他拍出了一张惊人的、使人毛骨悚然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三轮车车夫两腿被炸掉后，还直立着。这张照片由马尼拉的一种美国宣传杂志转载出来，标题是：“胡志明的杰作，”虽然泰将军早已迅速而得意地声称，那枚炸弹是他手下人放的。是谁给一个既和高台教军队，又和共产党人作战的土匪（头子）提供军火的？
……也许在《文静的美国人》里比在我写的任何一部其他小说里有着更多的直接报道。那次记者招待会不是直接报道的唯一范例。我还待在攻击越盟营地的那架俯冲轰炸机上。那名驾驶员没有遵守德拉特尔将军的一道命令，把我带去参加了那次行动。我还参加了发艳郊外外籍军团伞兵的巡逻。直到今天，我对那个蹲在沟里、紧挨着死去的母系的孩子，还保有十分鲜明的印象。
因此格林是不喜欢美国的。他不喜欢的是美国的自由主义。不过在《文静的美国人》中，他还突出地、极具说服力地点明并批判了美国扶植一支外国第三势力的理论。例如，在小说的第三部第二章里，主人公福勒曾经对派尔说过这么一段话：
我们是老殖民主义国家的人民，派尔，可是我们从现实中学到了一点儿东西，我们学会了不乱玩火。第三势力这股力量——它是从书本上来的，就是这么回事。
泰将军不过是手下有几千人的一个土匪头：他并不代表民族民主主义。
在另一处地方，福勒又说，“……这是一场没有希望的争论。”为此，尽管美国评论家们大都攻击《文静的美国人》，但是随着历史事件的发展，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第二次越南战争的结束，评论家们多半改变了对这部作品的看法和所谓格林的“不祥预言”的说法。第二次越南战争从一九六四年美国国会批准美军全面介入越南，到一九七五年的仓皇撤退，一共打了十一年。一个贫穷而被民族主义理想激发起来的第三世界共产主义小国，硬是打败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军事大国。格林在书中所下的结论，其先见之明和精辟确切性全都达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其实，这只表明了记者小说家格林对人类状况的敏锐观察力与惊人分析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