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静的美国人 精彩片段：
第五章
我原先以为，我只会离开西贡一星期，但是事实上，我过了将近三星期才回来。
首先，发艳那个地区进去不容易，出来竟然更困难。南定和河内之间，陆路早已给切断，空中运输又不能单为一个记者安排，何况这个记者根本就不该跑到发艳去。
后来，等我到了河内时，记者们正从下面飞来听取最近这场胜利的简报，而送他们回去的飞机上又没有位子给我。派尔在他到达的那天早晨就离开了发艳：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来跟我谈凤儿的事，没有什么事要使他留下了。五点三十分，迫击炮停止轰击的时候，他还在睡觉，我撇下他去餐厅里喝了一杯咖啡，吃了几块饼干。等我回来，他已经走了。我猜想，他是出去逛逛去了——既然能从南定撑船沿河一路前来，几个狙击手不会使他担心，他这个人对于自己可能给别人带去的痛苦是设想不到的，就如同他对自己可能遭到的痛苦或危险也想象不到那样。有一次——不过那是好几个月以后的事——我忍不住了，把他的脚推进去，我是说推进痛苦中去，我至今还记得他当时怎样转过身，迷茫地望着他那只弄脏了的皮鞋，说道，“我得先去擦一下皮鞋，然后再去见公使。”我那时就知道，他遣词造句已经按着他从约克·哈定书上学来的方式了。不过就他说来，他是诚恳的：一切牺牲全都由别人付出代价，这只是偶然的巧合，直到最后那一晚，倒在通往达科的那座桥下边。
等我回到西贡以后，我才知道，派尔是怎样离开发艳的。我去喝咖啡的时候，他说动了一个年轻的海军军官，让他搭上了一艘登陆艇，等登陆艇完成了一次例行的巡逻任务后，又让他偷偷地在南定上了岸。他很幸运，等他跟着沙眼治疗队回到河内后二十四小时，南定通往河内的那条路就正式宣布被切断了。我到河内时，他已经动身上南方去了，留下一封信在记者营酒吧间侍者那儿，要他转交给我。
“亲爱的托马斯，”他信上这样写着，“我没法告诉你，那天晚上你多么了不起。我可以告诉你，当我走进那屋子去找你时，我心里非常紧张。”（在他撑着小船长时间沿河航行下去时，他心里又如何呢？）“没有几个人会对这件事这样处之泰然。你真了不起。现在，既然我已经向你说明，我不再觉得像先前那样惭愧了。”（难道只有他一个人才有关系吗？我很生气地想着，可是我知道他并不是存心这样的。在他看来，只要他不感到惭愧，整个事情立刻就会愉快点儿——我会感到愉快，凤儿会感到愉快，全世界都会感到愉快，甚至那位经济专员和美国公使也会感到愉快。既然派尔不再感到惭愧了，那么春天就已经到了印度支那。）“我在这儿等你等了二十四小时，但是假如我今天不走，我就没法在一星期内赶回西贡来，而我的实际工作却在南方。我已经告诉主持沙眼治疗队的那些小伙子，请他们来找你——你会喜欢他们的。那是一些很了不起的小伙子，正在干着一项成年男子干的工作。我在你之前先回到西贡，你千万不要担心。我答应你，在你回西贡之前，我不会去看凤儿。我决不希望你往后会觉得我怎样不公正。你的友好的奥尔登。”
又是那句厚颜无耻的假设，认为“往后”我会失掉凤儿。信心也是以美元汇率为依据的吗？我们过去也常说英镑的价值。现在，难道我们不得不谈一场金元恋爱吗？金元恋爱当然会包括结婚、男孩儿和“母亲节”，尽管往后也可能包括里诺或维尔京群岛或是任何一个他们现在去离婚的地方。一场金元恋爱有美好的意图，清白的良心，那么其他的人就全见他们的鬼去吧。可是我的恋爱却没有什么意图：它明白将来会是什么结局。你可以做的就是设法使将来不太难堪，等将来到来时，温和地点明它。在这方面，就连鸦片烟也有它的价值。然而，我始终没有预见到，我不得不向凤儿点明的第一个“将来”，竟会是派尔的死讯。
因为没有什么较好的事情可做，我就去参加了记者招待会。格兰杰当然也在场。
主持招待会的是一个年轻的、过于漂亮的法国上校。他讲法语，由一个小军官担任翻译。法国记者们坐在一块儿，像一支对抗的足球队。上校只顾讲下去，我发觉要专心致志地听上校所说的话很困难：我的心老是转到凤儿和这一个念头上去——假如派尔说得对，我失去了她：那么今后从这儿上哪儿去呢？
翻译说道：“上校告诉诸位，敌人打了一场大败仗，损失惨重——相当于损失了一整营的兵力。残余的队伍正用临时凑起的木筏渡过红河逃窜。他们一直受到我方空军的攻击。”上校用手抹了一下他那整洁的黄头发，挥动着他的指示棒，走着舞步，指点着墙上那些长幅的地图。一个美国记者问道：“法军的损失怎么样？”
上校非常清楚这句问话的意义——这类问话通常是记者招待会开到这个阶段就会有人提出的，但是他停下来，举起指示棒，和蔼地笑着，像一个很受欢迎的教师那样，静等着翻译把这句话译完。然后，他才耐心而含糊地回答。
“上校说，我们的损失并不重大。确切的数字目前还不知道。”
这样的回答一贯是引起麻烦的信号。你会认为，上校迟早总会想出一套方法来应付这班难以驾驭的记者，要不然“校长”就会派手下一个更能于的人来维持秩序了。
“上校当真是向我们说，”格兰杰说，“他有时间清点敌人的死亡人数，却来不及清点自己的吗？”
上校很耐心地又编造了一套回避的话。他也很清楚，有谁再一问就会使他的这套回避的话又站不住脚了。那些法国记者只是默不作声、神色郁闷地坐在那儿。假如美国记者们能逼得上校承认了什么，他们就会赶快一把抓住，但是他们又不愿意加入进去引诱自己的同胞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