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政权 精彩片段：
外篇 民国史军阀篇余绪
第十章 论桂系
“桂系”，这个当年在大陆上，国民党中炙手可热的政治派系，现在四十岁以下的中国人，恐怕对它都感觉很陌生了；虽然我们学历史的人，却永远不能忘情于它。
在今日世界上政党横行的国家里，“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本是很正常的现象。孙中山先生说：“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因此在一个国家之中，有兴趣来“管理众人之事”的人太多了，他们就必然要结党。一个“党”太大了，党内必然就要发生派系。这是个人类政治史上，自古而然的现象；否则孔夫子也不会在两千多年前，就说什么“朋而不党”、“周而不比”一类的话了。所以从大处看，“桂系”便是这个历史通例中的产物，没啥稀奇！
当然，国民党之有派系，亦不自桂系始。它远在1894年“兴中会”成立时期，派系的形成便已开始。“辅仁文社”的领袖杨衢云，那时便是中山以外的一个派系的领袖。到1905年“同盟会”时代，派系就更多了。“同盟”一辞，顾名思义，便是个综合词。“同盟会”本身便是一些小团体—华兴、兴中、共进等等的综合体。等到1911年武昌起义时，革命军便由于派系不同而打出三幅不同的旗帜来，并且互不相让。
当“同盟会”于民国元年（1912）改组成“国民党”时，党内的派系那就更多了；有的分子甚至脱党组党，支持起袁世凯来！中山先生那时身为党魁，便深感党内思想不一，分子庞杂，而有指挥不灵之苦。所以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中山便觉得要继续革命，就非组织一个“一鼻孔出气的”一种独裁的政党不可了。
无独有偶，当中山先生在这一方向的思想尚在酝酿的阶段—也就是“国民党”被改组成“中华革命党”的时期（1914～1919）—俄国的列宁居然后来居上，搞出个行之已见速效的模式来。所以中山于1924年10月便正式提出“以俄为师”的口号了。
不过孙中山先生毕竟是一位民主政治家，他认为一党专政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要利用这个“手段”，通过他所预定的“军政”和“训政”两个“时期”来达到他实行“宪政”的“目的”。到“宪政”实行之时，他的“党”便“还政于民”，然后就由人民自己所组织的多种政党，来轮流坐庄，实行宪政了。
中山先生这套理论是合乎逻辑，言之成理的。当他还健在的时候，以他个人的威望，和革命同志的朝气，也确能使这套理论发出无限光芒，使全国人民闻风景慕。可是在中山于1925年逝世之后，再由以他传人自居的胡汉民、汪精卫来传其衣钵，谈什么“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便渐渐行不通了。
就拿汪精卫自己做例子来说吧，他在1926年掌握了“二全大会”之后，为对付党内同志的反对，他遇事便提出个“党统”来。但是等到他在1929年“三全大会”中失势之后，汪氏就再也不谈“党统”，而另搞其“改组派”；并与其他反对“中央”的势力相结合，来“护党救国”了。
胡汉民先生亦复如此。胡氏这位书生，自始至终以党内一人自居，领袖群伦，决不搞小圈圈。但是“三全大会”后不久，他也在中央失势了。胡氏倒还淡泊，但是和他一道失势的党人—多半是他的华南同乡—却扛起他的招牌，于“四全大会”（1931年冬季）前后，搞出个有实无名的“胡系”来，和南京的“中央”、上海的“汪系”相对抗。
这些党内元老原都是一些“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专家；为什么血口未干，自己便大搞其派系来呢？无他，文章不与政事同也！在一个“一党专政”的政体之内，“党外无党”是可以硬性地做到的。“党内无派”，那可就不容易了。大家都是同志嘛！“管理众人之事”是大家都有份，也是大家都有“匹夫之责”的；怎能让少数人包办呢？要搞“轮流坐庄”—甚或单纯为着自保—大家也就党而不朋、比而不周了。这就是一个一党专政的政体内，“党内有派”要发生的必然因素。国民党内的“桂系”，也就是在这个必然因素之下逐渐形成的。
桂系三大特征
如上节所述，国民党在总理逝世之后，派系便逐渐兴起。但是“桂系”和其他各派系相比，则另有其特征。
第一，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包括“清党”前的中共），都是在党内寄生长大的。党是他们的胞母；脱离了党，他们便无法生存了。“桂系”则不然。它发端于一个单独发展的地方武力。这武力发展的经过，事实上与山西的阎锡山，东北的张作霖，没地皮的冯玉祥，云南的唐继尧和龙云，湖南的唐生智，四川的刘湘、邓锡侯、杨森，乃至后来新疆的盛世才，都是大同小异的。他们都是在一个中央集权解体之后，正如曹操所说的，“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情况之下崛起的王和帝。这些小王小帝在国民党的势力逐渐扩展以至于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乃相率附义。但是在这些附义的群雄之中，只有“桂系”这一个实力派，卓然成家，成为国民党内的一个重要派系，垂名党史，为其他附义的地方势力所望尘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