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政权 精彩片段：
上篇 袁后中国
第四章 “护国运动”的宏观认知与微观探索
——纪念云南起义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讲辞节要
1995年12月25日是世界基督徒的“圣诞节”；也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行宪纪念日”；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袁世凯做皇帝的“护国运动”的“云南起义”八十周年纪念日。现在且谈谈“护国运动”。
“护国运动”和“云南起义”是什么回事呢？这一问题，不但是今日读史者和治史者，都不太容易说得清楚，就连当年亲身参与其事的基层人士，亦不甚了了。记得远在1958年，当我个人在哥伦比亚大学，襄赞李宗仁先生撰写他的“回忆录”的时候，我才知道李将军一生的辉煌事业，实是从他在“护国军”中“炒排骨”（当排长）开始的。在他第一次参加“讨龙”（龙济光，袁之爱将，时为广东将军，加封郡王）时，他头上中了一弹，打掉满嘴牙齿。这伤口如上移一寸，李排长就要为“护国”捐躯了。
他大难未死，因功递升连长，继续参加“护法战争”。李连长一次在战场上观察敌情，刚一站起，大腿上便中了一弹。他如迟起一秒钟，李连长也要为“护法”捐躯了。
李将军为着“护国”和“护法”，他生死之际，空间上只差一寸，时间上只差一秒。他当时如为一寸一秒之差而战死沙场，则后来的“北伐战史”和“国共内战史”，都要改写了—你能说，历史没有其“偶然性”？
可是李宗仁虽为护国、护法，出生入死，他当时对护国、护法，究为何事，却不甚了了。其后官高极品，戎马倥偬，当然就更是无暇过问了—直至他被毛、蒋二公赶出大陆，在纽约做寓公，经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请，撰写其回忆录时，他对什么护国、护法就不能再马虎而要略知其详了。
我那时是李流亡总统的流亡秘书和研究助理，我有义务替这位上将研究员补课。为此我替他借了些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邓之诚的《护国军纪实》和陶菊隐的《督军团传》等书，让他去“研究”一番，以帮助“回忆”。谁知这些史书，对一位退休老将，实在太枯燥了，引不起他的胃口。后来我灵机一动，竟借来了蔡东藩的《民国演义》。不意此书竟大受欢迎。不但李公本人，就连李夫人郭德洁也阅读起来，并参加讨论，由浅入深，触类旁通，就书到用时方恨少了。
你可别小看这部“演义”。它虽是一部小说，但是除了“小凤仙”一类花边，被加了些麻油辣椒之类的杂料之外，它对一般军国大事、政府文献、往来电讯，却都是抄自当时喧腾社会，而今已失传的史学“第一手资料”的各种报刊—李氏夫妇当年也都曾读过或听说过的各种报刊。一经提醒，再加史书印证，在回忆上，每每有豁然而悟之感，也充实了我们研讨的兴趣。
此事后来被郭廷以先生知道了，他对我竟大为称赞，认为是特有史识。盖中国近代史中所谓“护国”、“护法”等等的一部军阀时期的烂账，纵是资深史家，耄耋前辈，对之亦鲜有不晕头转向也。
宏观认知，微观探索
根据这一类治史的特殊经验，和个人数十年教读历史的些许心得，我也认为处理像“护国运动”这一种类似的史学个案，对它宏观的认知和微观的探索，二者是不可偏废的。所谓“宏观的认知”者，并非认定某种史学理论作为框框，然后去搞“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吾之所谓“宏观的认知”者，是看这一脉相承的历史本身的变化，然后聚积其相关史料（data）而分析之，庶可回头看出这段历史发展的脉络。
换言之，历史家不是算命先生或诸葛孔明，未卜先知。历史家只是司马懿，“事过则知”—事情发生之后，把data输入电脑，按键分析，然后才能“恍然大悟”，长叹“原来如此”！因此“宏观认知”和“微观探索”实是社会科学治史的不二法门。所以我们治“民国史”，虽上智如胡适与梁启超亦难下笔，因其时间未到，“戴塔”（data）不足故也—近二十年来由于蒋、毛二公相继物故，中国与世界也同时发生了史所未有的变化。瞻前顾后，则为20世纪的中国史，做点从大看小的“宏观认知”，和对各项答案，像“护国”、“护法”、“西安事变”……做点从小看大的“微观探索”，下点“定论”，应该是此其时矣—所以本篇拙作，也就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对“护国运动”加以透视而试论之。以就教于大会同文。
共和崩溃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