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大拙说禅 精彩片段：
禅与日本文化禪と日本文化
禅与武士
如果说禅和日本武门阶级有联系（无论什么样的联系都可以），人们也许会感到不可思议。在各国，佛教不管以什么样的形态繁荣、发展，都是慈悲的宗教，虽然在历史中也有所变化，但是绝对不会从事好战的活动。那么，为什么禅成了鼓励日本武士战斗精神的宗教呢？
在日本，禅从一开始就与武士生活有密切的联系。当然，它绝不暗示他们所从事的血腥的职业。武士由于某种理由一旦入禅时，禅将被动地支持他们。禅从道德的和哲学的两个方面支持他们。所谓道德的，就是因为禅是教导人们一旦决定了进路就不回头的宗教。所谓哲学的，就是因为禅无差别地对待生和死。而所谓的不回头，归根结底是来自哲学上的确信。禅原本是意志的宗教，所以禅的道德比哲学更容易诉诸武士精神。从哲学的观点看，禅和智能主义相对，而重视直觉，因为直觉的方法是到达真理的直接道路。因此，禅无论在道德方面，还是在哲学方面，对于武门阶级都是非常有魅力的。武门阶级的精神是比较单纯的，绝不沉溺于哲学的思索，这是武人的根本资质之一，他们理所当然地会在禅里找到合适的精神，恐怕这是禅和武士之间产生密切联系的一个主要理由吧。
其次，禅的修行是单纯、直接、自恃、克己的，这种戒律式的倾向和战斗精神是很一致的。战斗者应该一心一意地面对眼前的战斗对象，绝不能回头或左顾右盼。为了粉碎敌人，必须勇往直前，这对于他来说是全然必要的，因此，他不能有来自物质的、情爱的、智力的等所有方面的干扰。在战斗者心中，哪怕是浮现出一点点智力的疑惑，都将对他战斗的进行产生巨大的妨碍。种种情爱和物质的所有物在他将进行最有效的进退之时，都将成为最大的麻烦。总的来说，优秀的武人是禁欲的持戒者，或自制的修道者，这就意味着他们具有铁的意志，在必要的时候，禅将所需授予他们。
再次，禅和日本武门阶级有历史的联系。一般认为，荣西（1141－1215）是最早把禅介绍到日本的僧侣，可是，他的活动被限制在了京都一带。京都当时是旧佛教的根据地，在此地建立新宗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会受到来自旧宗教的强硬的反对。荣西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与天台宗和真言宗妥协，采取调和的态度。然而在北条氏定居的镰仓，没有这样的历史难题，加之继源氏起来反抗平氏及公卿之后建立的北条时代——是武门的时代。平氏及其宫廷贵族由于那烂熟的文化及优柔寡断，终于招致了最后的堕落，失去了统治者的权力。北条时代以其严格的节俭作风、道德修养，以及其强有力的、整然有序的行政、军事闻名。如此强大的政治机关的指挥者们在宗教上蔑视传统，把禅作为他们的精神指南。禅从13世纪开始，经足利时代，一直到德川时代，都给予了日本人的一般文化生活以种种影响。
在禅中不存在特殊的理论和哲学的系统概念、智能的公式，它只是力图使人在生死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为了达到这一点，它依靠自身特有的一种直觉的理解方法。只要不妨碍这种直觉的启悟，任何哲学、道德学说和经济学说，它都运用自如，极富于灵活性。但是也可以说，禅经常是革命精神的鼓吹者，同时在它那里既存在着可以使人成为过激的叛逆者的要素，又存在着使人成为顽固的守旧派的要素。无论怎样，当危机（无论什么意义上的危机）濒临的时候，禅就表现出它本来的锐利，总是成为打破现状的革新力量。在这一点上，镰仓时代的精神与禅的男性精神相呼应。在日本有如下的说法：“天台属皇家，真言属宫卿，禅属武家，净土属平民。”这话很好地表现了日本佛教各宗的特色。天台和真言偏重礼仪主义，在进行诸仪式时非常繁杂，有许多做工精细、华丽豪奢的东西，因此它迎合了精美细腻的阶级的嗜好。净土宗的信仰和教仪是单纯的，自然而然地适应了平民的要求。禅为了达到究极的信仰，除了选择了最直接的方法外，还要求有异常的意志力，而意志力是武人所必需的东西。诚然，禅不仅仅停留在意志力上，还必须通过直觉达到悟。
北条氏中最初的禅修行者，是继承了最高执政官泰时☾1☽“执权”之位的时赖（1227－1263），他在镰仓招聘从京都来的禅匠和直接从中国南宋来的禅匠，并在他们身边专心致志地进行禅的研究，终于领会了禅的深意。这一事实给予他的家臣以强烈的刺激，他们一起来效法主君。时赖经过21年不间断的努力，终于在中国禅匠兀安的教导下开悟，在他开悟之际，兀安为这个著名的弟子写下如下诗偈：
我无佛法一时说，
子亦无心无所得。
无说无得无心中，
释迦亲见燃灯佛。
时赖卓越地履行执政的职责，在1263年，年仅37岁的时候，他死去了。他觉悟到死期迫近时，披上袈裟，正身坐禅，写出辞世之诗，安谧地逝去：
业镜高悬，
三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