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大拙说禅_禅与日本文化禪と日本文化 禅与儒教

禅与日本文化禪と日本文化

禅与儒教

反对一切学问和文字的禅，在日本却成了鼓励儒教研究、促进印刷术的一个因素。与其说这是一种奇谈怪论，莫如说是一种反讽。禅徒不仅印刷佛教的书籍，也印儒教和神道文学类的书籍。一般认为镰仓、足利时代是日本的黑暗时代，事实并非如此。在这个时代里，禅僧把中国文化带人日本，并在日后开辟了禅与日本文化融合之路。而那些所谓日本特有的东西，也在此时期完成了其酝酿过程。徘句、能乐、戏剧、园艺、插花、茶道等的滥觞，也都要追溯到这个时代。在这里，我想讲述一下受到禅僧影响的日本儒教的发展，为此必须先讲一点中国宋代理学。

就政治而言，宋（960—1279）是中国历史上的多难时代。宋不断地受到北方异族的威胁，终于渡过了淮河，移向南方。结果在1127年，不得不屈服于北方民族的统治。到了1278年，南宋又为蒙古人所灭，元取代了宋。但是，在思想和一般文化的世界中，南北宋，特别是南宋，却留下了灿烂的一页。哲学在南方得到了非凡的发展。有人认为：这个时代虽然受到“夷狄”政治势力的压迫，但在汉代及以后的王朝中一直被幽闭的、在一定程度上被强大的佛教思想压抑的中国原本的思索冲动，明显地爆发了。其结果是带来了应该正确地称之为“中国的”哲学勃兴。一切思想倾向于中国原本固有的精神，当然也综合了所有的外来思想，以此建构了中国人心理倾向的基础，并使其定型化。理学是中国人的心理精华。

中国思想之所以在这个时代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禅的刺激不得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禅为什么能经常给予人们如此的刺激，使思想喷涌而出呢？这是因为它教导人们无视思想上的上层建筑，直接突进事实的根源。当儒教只对典章礼仪、世俗的道德实践、原典的批评、各流派的注释来说有明显存在意义时，它就不再是创造性思索的源泉了，也可以说是濒于崩溃和死灭了，因此，需要新生力量的觉醒。另一方面，与儒教相对抗而发展的道教，更是被掩埋在世俗的、迷信的机构之下，绝没有向儒教注入新鲜血液的智慧上的活力。而禅则不同。如果禅不在唐代就掀起了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波澜，恐怕宋人也不会对禅产生全新的兴趣，并以此审视、改造、拓展自己的哲学。几乎所有的宋代思想家，生涯中都至少有过一次潜心禅林的经历，不管他们是否彻悟，这段生活经历都使他们对在自己的故土上培植起来的哲学进行了再研究。理学就是他们精神冒险的成果。他们一方面对佛教和佛教徒的思考方法提出非难，一方面又以禅为依托，以容易吸收的形式，饱饮了印度思想之泉这一宝贵的馈赠。

同时，禅僧又是儒教的学子，作为中国人，他们除此之外当然没有其他的选择。儒教学者和禅匠唯一的不同，是儒教徒把其哲学基础放在本国的思想体系上，而佛教徒固守佛教的体系，但在语汇上，他们决定采取儒教的语汇。实际上，禅徒也经常用儒教语汇表现自身的体验。可以说：这两个系统的不同，是着力点不同。而禅僧把儒教诸原典做了印度式的阐释，就是说多少带有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同时他们也不排斥用儒教的观点对自己的佛典加以注释。

他们来日本时，把禅和儒一起带来了，为了学禅而渡往中国的日本僧人也是一样。在他们的旅囊中，除禅的书籍外，也充斥着儒、道的书籍。在中国的时候，他们在禅、儒兼修的师父膝下学禅，当然也学了很多的儒教。在宋朝，尤其是南宋，这样的中国学人很多。关于中国的禅与儒教、禅与道教的相互关系，我并不想说得很多，只是想说明：禅实际上是相对于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思想的中国精神，为此就要说明一下禅在唐代的发展和在宋代的繁荣，以及它是如何反映中国人的心理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讲，禅是极其伦理的、实践的，说禅带有儒教的色彩，也有充分的理由。在禅宗史初期，其哲学是印度的，即佛教的，没有任何相当于儒教传统教义的东西。而这相异之处，正是后来的哲学家有意无意地要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表现的东西。换言之，禅在儒教中得到了其实践性；而儒教在禅教义的某个间接的接点上，吸收了印度抽象思维的习惯，成功地给予孔子一派的教义以形而上学的基础，因此宋代哲学家们极力主张：研究儒教的《四书》，是无比重要的事情。他们缜密地完善、发展了在《四书》中发现的学说，树立起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自然而然地开辟了禅与儒教的和解之路。这样，禅僧除了是佛教徒外，理所当然也是儒教的宣传者。严格地说，禅宗并没有所谓“自己的哲学”，它教导人们把焦点放在直觉的经验之上。此经验的智慧上的内容未必都得之于佛教，它从所有的思想体系中获得了营养。

对于各种思想体系，禅匠未必依照传统的解释来确定自己的哲学构成，而是为我所用。禅徒有时是儒教徒，有时是道教徒，有时甚至是神道家。禅的经验，又可以用西洋哲学加以说明。

14、15世纪的京都五山，是禅书的发行所，当然也是儒教书籍的发行所。这些初期的儒佛书籍（也包括一些13世纪的书籍），有些一直保留到现在，作为远东的活版印刷样本，受到极高的评价。

禅僧们不仅编修、印刷儒佛原典，也编纂普及版书籍，供聚集在禅寺中修炼知识和道德的人们使用。“寺子屋”这个用语由此产生并流行。

寺子屋是封建时代唯一的普通教育机关，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为现代风格的教育机关所取代。

禅僧的活动不仅限于日本的中央地区，他们也为地方大名招聘，承担其家臣的教育工作。他们都是儒佛兼修之人。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被萨摩藩招聘的禅僧桂庵☾1☽。桂庵的专长是讲述朱子（1130—1200）所注《四书》，但是因为他是禅僧，所以他也从不忘记力陈禅宗教义，并把它同儒教联系起来。心性的研究，是他修炼的指导精神。他还把“五经”之一《春秋》，即中国古代统治者的伦理律令作为讲义的内容。桂庵在萨摩留下了永远的精神影响。在他的间接弟子中，岛津日新斋（1492—1568）是非常有名的。他虽然不是桂庵的嫡传弟子，但他的母亲和老师们都与桂庵有亲密的交往。他的整个家族，都非常尊重这位学僧。日新斋是岛津家的一支，他的长子后来成了本家的继承人，统治着日本西南部的萨摩、大隅、日向三国。日新斋在道德上的影响通过他的儿子遍及儿子统治下的封建领地。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他在领地的人民心中，是最伟大、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

在五山的禅匠中，梦窗国师（1275—1351）、玄慧（1269—1350）、虎关师炼（1278—1346）、中严圆月（1298—1375）、义堂周信（1325—1388）及其他的禅匠，皆依照禅宗精神研究儒教。皇室和将军们也都效仿禅匠们，在热心参禅的同时，也听儒教的讲义。花园天皇将其行宫赐给了关山国师（1277—1360），这行宫成了洛西花园的临济宗强有力的一派——妙心寺派的基础。天皇真挚地学习理学，又热心参禅，其热心程度远远超出了单纯爱好的程度。这位天皇赐予其皇储的遗训是非常有名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陛下的睿智。他着僧人服装，端然结跏跌坐的御像，仍保存在妙心寺的一室中，陛下在世时经常在这里冥想打坐。天皇的“御日记”也是重要的史料。

在江户时代初期，即17世纪开始的时候，儒者像僧侣一样削发还是常事。从这一事实当然可以推测到，儒教研究一直在僧侣之间，特别是禅僧之间展开。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使后来这种研究在知识分子中间独立地进行，其教授者们也要承袭其旧习。

在这里，我想谈一下在镰仓、室町时代，禅在国民精神涵养中所起的作用，因为这个问题和本章相关联。从理论上说，禅和国家主义没有任何联系，但从宗教意义上来讲，其使命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其适用范围，并不特别地局限于一个国家的国民性。可是，从历史的观点看，禅受到了偶发事件和特殊性的影响。禅在开始进入日本时，和受过儒教与爱国精神教育的人结合在一起，使它当然地带上了这种色彩。就是说，在日本，禅不是以一种和所有事件相分离的纯粹的形式被接受的。日本参禅者虽然欣然接受了伴随禅而来的一切事物，但在后来，一些附带的偶发的东西，离开了其本体，走向了独立存在的道路。于是人们无视两者从来的亲密关系，甚至把两者视为敌对的。叙述日本思想史上的这段经历超出了本书的领域，在这里只是寻找一下这段经历的线索，但这仍要追溯到中国的思想运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