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惊变·毛泽东、张国焘从拥抱到决裂 精彩片段：
第十一章 草地“设宴”，毛泽东深夜请彭德怀吃羊下水
铁了心坚持南下与党中央北上方针相抗衡的张国焘，接到徐陈电报，不为电报上中恳的言辞所动。因为他早有自己的打算，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欲避免大的斗争，保存自己的实力，偏安一隅，暂时作个“西南王”，然后窥测革命潮流的动向而取决自己的行动与归宿。
张国焘认真分析了一下电报的内容，措词虽然婉婉转转，但明劝暗催，还不是要我放弃南下的打算，和毛、周、张、博一道北上。不管是毛泽东、洛甫的意见也好，周恩来的主张也好，无非是抬出来压我，要我张国焘就范。什么只要南进有利，可以交换意见，这完全是毛泽东玩的花招，想骗我和他们一道走。如果说可以交换意见，为什么自两河口开会以来，我的意见，他们总是不听，非按他们的主张一意孤行！北上就是对的，南下就是大逆不道！谁对谁错？让历史来作结论吧。中央正确，为什么八、九万人的部队，现在只剩下一两万人，我张国焘才不信哩，走着瞧吧！北上，到底有没有前途，有无出路，还是一个大问号。左路军不愿跟着你毛泽东等人去做冒险的事，什么陕甘根据地，简直是一句空话，一句鬼话。我张国焘自有我的考虑。
于是，张国焘在接到徐、陈电报的当天，立刻致电徐向前与陈昌浩，以总政委的身份命令他们率右路军南下，措词相当激烈，没有丝毫考虑的余地。
陈昌浩先看到张国焘的电报，心里暗暗吃惊，感到张国焘南下的意志十分坚决，没有一点儿可商量的地方，他感到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左右为难，十字街头，真不知怎么办哩。
陈昌浩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党即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回国后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1年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即开始与张国焘共事，始终是张国焘的左右手，得到张国焘的信任与重用，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接着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与徐向前一起组织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等战役，取得重大胜利。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到达川北地区后，陈昌浩兼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参与张国焘领导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多次反“围剿”的重大战役。在张国焘将开创鄂豫皖苏区和红四军的另一领导人曾中生被打下去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自然便是这块根据地和这支部队的领袖。陈昌浩个人奋斗的历史，他的出名，他的功绩，虽然来自于他本人的才能。但与张国焘的提携，与张国焘的关系，也不无相连。以致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上，他总是追随张国焘，和张国焘一致。他自编入右路军，成为前敌指挥部的政委之后，由于和中央一道行军，直接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之下，他不得不听从中央的号令。在中央与张国焘关于北上与南下两个相对立的战略方针的尖锐冲突下，何去何从，对于陈昌浩来说，真是进退两难，举棋难定。依了中央的，得罪了张国焘，他始终不愿意；依了张国焘，又如何向中央交代？怎么办？他拿着电报找徐向前，看徐向前如何处置。
徐向前阅罢张国焘来电，也大为吃惊，心上好像坠入一块大石头，沉重万分。感到党中央的北进方针同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已经发展到针锋相对不可调和的明朗化地步，成为牵动全局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事情发展得如此严重，徐向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没有思想准备，心想他和陈昌浩给张国焘的电报，多少总会起一点作用，张国焘会听众人的规劝，率左路军北上。但和徐向前的预料恰恰相反，张国焘根本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却坚持南下，以总政委的身份，向他们发布命令。事关重大，不可贸然从之，徐向前心情极为复杂地对陈昌浩说：
“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
陈昌浩听了徐向前的话，带着这份与红军命运攸关的电报，策马跑到阿西中央队驻地，见到洛甫、博古，把电报交给他们，让党中央决定。
当天晚上，陈昌浩自阿西给徐向前打电话，通知徐向前到周恩来驻的地方开会。周恩来大病未愈，身体十分羸弱，起不了床，徐向前接到电话，不敢怠慢，草草吃了一点东西，便扬鞭催马，朝阿西赶来。
一路上，徐向前心情颇不平静，前思后想，心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一种不祥的预感包围着他，折磨着他，使他为之忐忑不安。心想，事已至此，只有听中央的了。
徐向前跑到周恩来的住处，已是晚上，马灯光下，见毛泽东、洛甫、博古、王稼祥、陈昌浩都在，大家的表情极为严肃，平时比较随便的毛泽东，脸上也仿佛收敛起了昔日诙谐的情致。他手里燃起一支袅袅的香烟，并没有抽，好像也有许多难以诉说的隐忧。
周恩来半躺在木板床上对走进来的徐向前致以深情的一瞥。徐向前向周恩来亲切地点点头，算是问好。要在平时，他会走近周恩来身边，问问他的上级、红军的统帅的身体健康状况，但在这个时候，好像这个必要的礼仪都须免了，因为关系着红军命运的头等大事代替了一切！
毛泽东对徐向前说：
“就等你来了，我们马上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