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拓夫传 精彩片段：
○九、实事求是 反对浮夸指标
一百多年来，古老的中华民族饱尝帝国主义列强、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多重压榨、剥削和蹂躏，真是穷够了，苦够了，也受够了。当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终于翻起身来，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并且顺利地建设自己的家园时，巨大的能量释放了出来。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仅短短的8年，就在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创造出令全世界瞠目的伟大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3.5%，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8%，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1949年还只能生产19万吨钢，1957年就达到年产535万吨，8年增加了28倍！这一年粮食生产达到19505万吨，硬是养活了饥饿惯了的6亿之众。这些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从未有过的奇迹，出现在东方这个人口最多，也几乎是最落后、最贫穷的国家，怎么能不叫这个民族感到自豪，感到振奋，感到激动不已！
不仅如此，在落后的农业大国，已经开始显现工业文明的希望之光。回首往事，那刚刚结束但还伤痕犹存的百年耻辱，更激发着中华民族图强争胜的热烈追求。从新旧社会反差强烈的对比之中，人们信服地承认：共产党、毛主席是大救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要照领袖的指示办，新中国马上就会跳跃到繁荣盛世。被已创造出的辉煌成就和已刺激出的更高理想追求而激动了的人民，更加憋足了劲，一心要马上再创更加宏伟和瑰丽的成就。
而中国共产党，这个从小到大、以弱胜强、从赤手空拳到打败所有敌人、夺取了政权的党，这个令没有领导过经济建设而成功地领导人民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党，也为自己的成功而激动。紧接着，自然是再接再厉，再创人类更大奇迹的决心。
于是，摩拳擦掌的跃跃欲试变成了改天换地的巨大干劲，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跃进浪潮，很快便席卷中国大地。
1958年初，就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下，贾拓夫调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从协助李富春副总理主持计委日常工作起，到1959年9月底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被置于大跃进时期最敏感的位置上，经受了一场特殊的斗争和考验。可以说，这是贾拓夫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时期。他究竟是怎样度过的？是不是一个失败者？事实和时间会作出回答。
1957年11月，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震撼世界的目标：中国要在钢铁和其他主要产品方面用15年时间赶上英国。同年同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的社论（四十条即指《农业发展纲要》），首次提出了“跃进”的口号。
1958年元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激烈地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泄了气不得了！”
“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拋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1956年6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
毛泽东主席把反冒进提高到政治问题的高度，不仅认为反冒进泄了6亿人民的气，导致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并且把反冒进与右派进攻联系起来，甚至提到反对他本人的问题。会上，周恩来、陈云等人受到严厉指责，刘少奇因指示中宣部起草了那篇社论，也遭到批评。贾拓夫自然也在受批评的行列。
会上要求各地苦战3年，使大部分面貌基本改观，在5—8年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20年要完成的目标（这个纲要刚刚通过不久，正在掀起讨论和贯彻的高潮）；用5—10年使各省、自治区地方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实现国家工业化）。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跃进号角正式吹响了。
如今年纪在50岁以上的人，都还能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怎样轰轰烈烈的年代！又出现过怎样的狂热和扭曲。全国上下，东西南北，各行各业，在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带领下，在社会上进行了反右派斗争和党内批判反冒进的鞭策下，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农村合作化不久，更高一层生产关系的变革——人民公社化运动又迅即铺天盖地涌向全国。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中国似乎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形式。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鼓动起的热浪，把大部分领导和群众的头脑也燎得热涨起来。人们似乎认为，只要鼓劲再鼓劲，赶上英国已不在话下，一穷二白的帽子一下子就会被扔到太平洋里去。就是理想中的那种生产力极大提高，物资极大丰富，消灭了三大差别（指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能够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会在这一代人手上实现。“五年内实现共产主义”，甚至“三年实现共产主义”的标语口号，在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街道处处可见。一些老共产党人也极度兴奋地以为，他们能够活着见到共产主义的到来……。
在这种热涨的空气下，什么经济基础，什么科学分析，什么客观规律，都统统不在话下。“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提出了；小麦亩产两千斤、7千斤、13万斤，一直到水稻亩产30万斤、番薯亩产100万斤的“卫星”很快放出来了；一个山梨20多斤，一根大葱3斤6两，一粒蚕豆7两多，一头母猪共下了200多只猪仔，一只鸡两个钟头就下8个大鸡蛋……“奇迹”一批批地涌现。人们已经在担心：粮食这么多，吃不了怎么办？
问题不在于群众的狂热，人们要求迅速改变落后的愿望是真诚的，他们为之而拼命苦干是出自内心的，问题在于指导他们的方针和政策。在大跃进时期，党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出了错误，违背了客观规律，搞起主观主义的高指标，随之又刮起了一股瞎指挥风、浮夸风和“共产”风。
本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确已创造了奇迹般的伟业。1957年，在经过调整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已比较协调，成为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实现了钢产量535万吨，粮食产量达3700亿斤以上。这充分证明中国有可能比其他国家，包括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更快一些，也应该发展得更快一些，同时也为今后更快一些地发展打下了基础。问题在于，新中国的航船，毕竟是行驶在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中，在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经济条件下，什么叫更快？快的基础是什么？怎样发展才能更快？快的规律是什么？快到什么程度才是可能、可靠和稳妥的？很可惜，这些问题没有被最高决策人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