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拓夫传 精彩片段：
一二、屡挫屡奋 忠贞之志不渝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如果不把此话当作宿命论的哲理来看待，而用它形容人生道路，至少还是反映了一些客观状况。一个人尽管可以行得端，走得正，向来问心无愧，也难免在复杂的环境中失足受挫。更何况总有那么一些人，为了某种需要，耍阴谋、搞诡计，常常从背后射出暗箭，使人猝不及防。康生，就是中国共产党内一贯搞鬼整人的老手。贾拓夫则是前伤未愈，又遭中伤。
那是1962年10月，贾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问题已在七千人大会上一风吹掉，周恩来总理已要他准备接受新的工作，他也被获准以中共中央委员的资格，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就在这时，康生突然制造出一个“小说反党案”，硬是把小说《刘志丹》说成是“为高岗翻案”，是制造和宣扬“陕北救了中央”的反党观点，是一部“反党小说”。还制造出一条毛主席语录：“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同时罗织出一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硬说这部小说是这个“反党集团”炮制的，目的是为“实现篡权野心制造舆论”，云云。
其实，这个“案子”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是康生别有用心的阴谋。
刘志丹是陕北早期革命斗争的领导人，为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和开展武装斗争作出了卓越贡献。1936年，遵照党中央的抗日部署，率红军东渡黄河，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不幸壮烈牺牲于山西战场。毛泽东亲自题词称他是“人民英雄”。刘志丹是陕北乃至全国人民景仰的革命领袖。为永久地纪念他，党中央、毛主席批准将他的家乡命名为志丹县。1956年，工人日报社向刘志丹的弟媳（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约稿，写一部刘志丹的传记小说。李建彤怀着极大的热情，走遍陕北根据地的山山水水，访问了几百名老党员、老干部、老红军、老赤卫队员，经过几年的准备，写下了这部反映刘志丹光辉一生和陕北人民英勇斗争历程的小说初稿。1962年，正当李建彤进一步征求意见，做第六次修改的时候，有人向康生告状。康生如获至宝，下令将未修改的第五稿和已废弃的第三稿印成书稿，分发批判。就这样，一部正在修改、尚未出版的小说《刘志丹》，便成了一桩“反党事件”的“罪证”。
康生为什么要这样干？拿他自己公开说过的话，叫作“打这本书，就是为打西北山头”。所以，给小说戴上“反党”的帽子，制造出一个“反党集团”，进而株连到几乎所有接受过采访的老同志。借一本未出世的书而整治一大批干部，就是不足为怪的了。后来，把“习贾刘集团”又发展为“西北反党集团”，再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也可以说是不足为怪了。
虽然，阴谋诡计尽可以得逞于一时，但终究是不能长久的。“文化大革命”后，这一小说“反党”的大冤案，终获彻底平反，这一事件也作为康生等人的罪行记入了史册。但是，贾拓夫在当时却又一次遭受了无端的沉重打击。
事实上，贾拓夫与小说并无关系。他作为陕北革命斗争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曾与刘志丹有过接触，有过工作关系。李建彤为了解陕北斗争的历史情况和刘志丹本人的各种情况，曾于1957、1958年采访过贾拓夫两次。这部小说被定为“反党小说”，拿到八届十中全会之前，他既没有看过，也没有听说过其内容，但他却被打成炮制这部小说的“反党集团”成员，而被取消了参加中央全会的资格，以接受中央进一步的专案审查。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于此。毛泽东主席在1962年10月的这次中央全会上，进一步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要求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于是，所谓的“反党小说”也就自然地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一定要首先造成舆论”的阶级斗争观点相联系了。这种压力，当然对任何党内的同志都是极其可怕和难以承受的。
正当贾拓夫满怀着热情，企盼为党去做新的工作的时候，小说问题犹如一盆污浊的冰水当头泼下。他委曲，他激愤，他无可奈何。他在反复申辩自己与小说并无关系，没有任何反党活动，更无任何反党思想之外，别无其他选择。既不能回到火热的基层工作中，继续他称为“初小”的学业，也不可能接受什么新的工作安排。他只能压抑愤懑，尽量做到平心静气，以坦荡的胸怀去接受组织的又一次审查。除此而外，他又能做什么呢？
曹操诗曰：“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那是古人，是志向不清、意志不坚之士之所为。而共产党人，坚定的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们有高尚的思想境界、志向和情操。不管他们个人的处境如何，他们都不会把自己与为之奋斗的事业割裂开来。在伟大的为人民、为民族、为国家振兴的事业必将前进、并且正在继续前进的时候，他们总是把错误和挫折看作是前进中的曲折，把个人的逆境、冤屈看作是一个局部。这种曲折，这种局部，终究不会影响总的趋势和全局，终究不会倒转历史车轮。而他们自己是与这个总趋势和全局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不会仅站在个人的人生角度去看待这些，而经常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去看待这一切。因而，他们可以在敌人的铁牢里认真学习外语，可以在酷刑下坚持斗争，可以刑场上举行婚礼，可以在雪山草地上笑谈世界，可以在逆境中赋诗作画，可以在挫折中乐观人生……这里究竟包含了些什么呢？我们很难用精炼的语言去概括。但是，正是这些精神推动着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曲曲折折地前进到今天，也必定会曲曲折折地继续前进到更加壮美的明天。我们不能用文字准确生动地说明贾拓夫此时的心境，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他身上看到许多，想到许多。
贾拓夫再次受挫后，从1962年底开始来到中央党校研究班学习。这可能是对“犯错误的高级干部”一种通常的过渡性安排。而贾拓夫则把它当作了一次极难得的学习机会。尽管他一贯注意学习理论，但从参加革命以来，他毕竟没有过这样一种集中的学习机会，从来都是利用业余时间，结合当时的形势，有选择地学一点东西而已。尽管人们说他有理论水平，也善于与实际结合，但他毕竟还没有条件系统地学习过马列主义的经典理论书籍，没有条件系统地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尽管他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但他并不觉得日暮途短，而认为自己正值壮年，以后要做的事情还会很多。尽管他屡遭冤枉，已被贬黜，今后会安排个什么工作尚不可知，但他总怀着奋斗不已的志向，认为不管做什么，多学一些，学深一些，终究会大有用途，至少可以做个真正的明白人。所以，他十分珍视这个机会，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认真地投入到学习当中。
贾拓夫在党校的学习非常刻苦。本来，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也没有什么硬性任务和进度逼迫着他，他满可以从容学来。但他却还是像过去对待工作那样对待读书，像过去挤工作间隙看书那样，抓紧时间攻读。他认真地学了几乎所有重要的马列经典著作，通读了《毛泽东选集》1—4卷，又精读了一遍。他边读、边思考、边作心得笔记，读到精神专注时，甚至忘却了时间，竟然常常要别人提醒他去吃饭。每天早、中、晚三个单元，他都在学习，很少和其他同学一起打牌、娱乐。有时饭后散步，还和一道的学友交流、讨论，因为他脑子里很少有其他问题，装的都是书里的东西，简直有些如醉如痴。长时间这样读书，对于他这样的人，身体都有些吃不消了。由于过于疲劳，患了眼疾，以至医生不得不命令他停止看书一段时间，好恢复和保养一下眼睛。同班的老同志都说他：“拓夫，时间还多，何必搞得如此紧张？学了东西，丢了身体，也划不来嘛！”校方和同学都公认他是研究班里最刻苦的一个。
他为什么这样拼命读书，是在打发光阴吗？是为了排解内心的烦闷、苦恼和委曲吗？不是的。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他是个认真的人，干什么事都认真，有时甚至过于认真；他是个真诚的人，真诚地认为这段学习对他是极端必要的；他是个倔强而坚韧的人，他不愿消沉，他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人格和品德。人们常说诗能寓志。贾拓夫在党校期间，偶有诗作，看看其中一些诗句就能对他有进一步的理解了。
如他在一首《七律》中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