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拓夫传 精彩片段：
附录二 贾拓夫副主任关于学习一九五九年计划调整问题的报告（记录稿）
（1959年6月17、18两日上午在计委科长以上干部会上）
武昌会议决定大家都学习过了，这次调整一九五九年计划的报告已经发下去了。计委准备从今天开始到六月二十日组织全体同志学习这一报告。
一九五九年计划的内容很丰富，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武昌会议时主席（按：指毛泽东主席。下同）在《党内通讯》中指示学习两本书。感到在我们的计划工作和经济生活中间产生许多新的问题，如果不很好的学习，就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去年提倡以虚带实，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没有先进的理论，就不能很好地指导我们的实际行动。去年大跃进，今年太紧张，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们要搞一九六零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正确地回答，没有正确地理解，是搞不好的。
今天我想结合党组的讨论，李（富春）主任所讲的精神，根据同志们在学习中提出的问题和我过去想到的问题谈一下。准备讲心里话，讲真话。可能有讲不对的地方，仅是同大家在一起学习一下。所谓“学问”，就是有学又有问，有争又有论。如果承认有矛盾的存在，就会有争论。争论不是坏事，是好事。最近在委里有不同意见，非常好，用不着大惊小怪，计委工作矛盾很多，如果没有争论，是假象。没有争论对于我们的工作是不利的。有些问题，不可能一下就争论出哪个对哪个不对，要从实践中来证明。要使我们的思想活泼些，否则，脑子搞空了。去年一年来，许多事情没有很好理解，经过一段实践后，脑子比较清楚一点。相当一个时间是“哲学的贫困”——脑子的贫乏。许多事情似信非信。
一九五九年计划，我们搞得最早，从去年六月就开始了。从“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到现在整整一年了。一年来，计划订了好几次。北戴河会议确定钢产量为二干五百至三千万吨；计划会议确定三千万吨，下面报三千九百万吨；武昌会议有些调整，确定为二千万吨；上海会议定为一千八百万吨，其中好钢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经过订货会议，感到一千六百五十万吨还有问题，回来后，李主任向我们布置摸一下一千六百五十万吨还有什么问题，经过中央财经小组抓落实，到现在产生出这样一个调整方案——钢产量一千三百万吨。这还不是正式修改计划。正式计划已经由人代会通过，再修改不好。实际上，发生了变动。按照第一、二季度订货会议的情况，加上对下半年的预计，并把原材料按落实的精神来分配，确定生产水平和基本建设项目。
基本建设项目以前是一千二百多项目，这是按一千八百万吨（钢）部署的。现在限额以上项目七百八十个，其他推迟、下马。必须按现在的生产情况和原材料供应的可能缩短战线。
根据这样的安排，到年底，预计铁能达到二千万吨（如果达不到，就难以保证一千三百万吨钢）；好钢一千三百万吨（以后统计的时候，要分别好坏钢）；钢材九百万吨。对其他主要品种也研究了一下，都有所调整。这只是作为一个预计。究竟能完成多少，要看下半年的努力，要看相互关系和平衡结果。
一九五九年计划的编制和调整过程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九五九年计划定得偏高，“偏高”——这是对外的说法，实际上是过高。由于过高，今年一月以来，在国民经济中产生许多紧张情况。这些紧张情况，看起来好多是同我们的计划过高有关系。
北戴河会议时，抓人民公社和台湾海峡问题，没有更多地讨论计划问题。到武昌会议时，主席就发觉了，提出要从三千万吨（钢）减到二千万吨（钢）。记得那时还提出过十五年搞四亿吨（钢）的方案，主席一听很惊疑，有什么根据呢？因此，也没有讨论。武昌会议时，主席讲的话非常透彻。回来后，作了小的调整，没有大的变动。以后又到了上海会议，经过落实，比原来大有进步。
但是现在的落实指标，能不能有把握地说它是很可靠的呢？是否估计得太低了，是否太高了？这个问题还存在，有待于继续研究。
我们原来的计划订得偏高或过高，我们有责任很好地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保证从一九六零年起，把计划工作逐步搞好。
因为每次的计划是经过我们提上去的，是中央决定问题的根据。而我们的工作是有毛病的，我们综合平衡工作没有做好。
当然，也不能由于现在发生了问题而被吓住，也不能恨天怨地。总的来说，这一段也是难免的。去年全党办工业，全党抓计划，又抓工业，又抓农业，事情很多。而经济工作是比较复杂的，难免不发生问题。正如毛主席所讲的，聪明人碰了钉子就会转过来。事前诸葛亮是圣人，事后诸葛亮至少是贤人。因此，我们最大的胜利是所知道的这些失败。如果全党同志能够从中学到东西，失败就会变成胜利。我们是综合机关，我们有责任也有可能敏感地认识到这些教训。
为什么我们的计划搞得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