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拓夫传 精彩片段：
○八、注重国情 稳步发展经济
为了迅速地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统一领导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1949年建国前夕，组建了中央财经委员会。陈云任主任，薄一波为副主任。建国后又增加李富春和党外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为副主任。
1952年，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对财经工作的领导，毛泽东主席和陈云亲自点将，从地方“借两个头（脑）到中央”：一个是西北的贾拓夫，一个是华东的曾山。同年8月，贾拓夫离开西北，调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协助陈云主任分管交通运输（包括交通、铁路、邮电）、劳动工资等方面工作。李富春副主任赴苏联谈判时，他又代管过一段重工业。当时，中财委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央和政务院（1954年改称国务院）领导下，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建立健全新的管理体制，全面恢复经济，为下一步的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就这样，贾拓夫开始了他当“京官”，在全国经济领导部门工作的生涯。
1953年初，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即后来的国家计委）成立，高岗兼任主席。中央决定将原中财委分成工业、交通、财政、农业、劳动五个口，工业交通各部门的工作由计委管理，贾拓夫即被任命为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国务院成立八个办公室，分口管理全国各条战线。第一办公室管政法，主任是罗瑞卿；第二办公室管文教，主任是林枫；第三办公室管重工，主任是薄一波；第五办公室管财贸，主任是陈云；第六办公室管交通，主任是王首道；第七办公室管农业，主任是谭震林；第八办公室管统战，主任是李维汉，贾拓夫担任了分管轻工业和手工业的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兼轻工业部部长。1955年八九月间，主管重工业、轻工业、交通的各口合并，成立国家经济委员会，薄一波任主任，贾拓夫担任第一副主任。1958年，他又被调回国家计委，担任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根本变化和经济建设取得重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在经济建设中不同指导思想逐渐形成和有所冲突的时期，它最终导致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那场悲剧和俟后发生的反右倾斗争。这一时期，是贾拓夫参加全局性经济领导工作并作出重要贡献的时期，也是他在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过程中持稳健态度而被认为是“右”的指导思想形成的时期，最终使他与中国经济发生的灾难一起跌落下去。因此，回顾一下这一时期贾拓夫的一些重要的经济思想和活动，对认识和纪念贾拓夫，以至对总结中国经济的经验教训，都是有意义的。
在这一时期中，陈云主持制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贾拓夫除完成日常分管的工作外，协助陈云、李富春在编制和执行这一计划的过程中，曾提出了十分精辟的观点，做过大量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贾拓夫提出：发展我国的经济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方针政策上，首先解决一些重要的关系问题。比如，关于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贾拓夫认为：“要发展轻工业，就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大力发展农业。因为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在另一方面，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轻工业也必须积极地相应发展。如果我们忽视了轻工业的适当发展，那就不能满足农民对轻工业产品的需要，不能及时换回粮食和农业经济作物，这样就会阻碍农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各个环节失去平衡；使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工农联盟的巩固受到不利的影响，使国家积累减少，最后也就必然会减弱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我国经济按“农、轻、重”的顺序，是1959年后才最终明确下来的。）
贾拓夫还提出：“当着农业与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例关系正确解决之后，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原有工业与新建工业之间、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之间、大型工业与小型工业之间、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之间，进行全面的规划和统一的安排，使这四面八方错综复杂的关系取得协调，以便于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他认为：“原有工业与新建工业的正确关系，应该是在增加生产，适应社会需要的时候，首先考虑发挥原有工业的生产潜力。因为对原有工业进行改造、扩建，比起新建来，毕竟是投资少、建设快、收效大，还可以节省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就是新建工业，也需要原有工业的支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轻工业生产大约有百分之九十是依靠原有的工业。因此，任何忽视原有工业的思想都是错误的。即使对那些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比较落后的企业，也不能采取消极态度。当然，不是说可以忽视新建工业，当原有工业的生产已得到充分发挥而仍然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时候，那就必须新建。整个国民经济薄弱的和缺乏的更需要新建。”（这实质上已涉及到我国发展经济外延与内涵的关系问题。）
在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贾拓夫认为：“原有工业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地区，反映了旧中国工业分布的不合理。但是应该看到，沿海工业有悠久的历史，要发挥原有工业的潜力，也就必须注意发挥沿海工业的潜力。许多企业只要调整或增添一些设备，稍加改造和扩建，就可以增加一倍甚至几倍的产量。发挥沿海地区的工业潜力，可以在新技术、新产品方面起带头作用，可以为国家建设积累大量资金，可以调出大量干部、职工和技术力量支援内地等等。这不仅和发展内地工业不相矛盾，而且还会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随着生产的发展，在充分合理地发挥了沿海工业的生产潜力以后，如果还需要新建工厂，一般地应该建在内地，以减少原料和产品的相向运输。当然，在改、扩建和新建的时候，也要考虑不要造成新的不合理布局。”
关于大型工业和中小型工业的关系，贾拓夫指出：这在轻工业方面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一部分需要办大型工厂，并且应当适当集中，但是，只从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方便出发，主张企业的规模愈大愈好，是一种片面的观点。他们没有区别各种行业的不同特点，没有结合原料的供应情况，特别是没有很好地考虑为消费者服务。他认为：轻工业，特别是地方工业，地区性很大，原料来源和产品的销场一般都很分散，人民的需要变化也很快。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原有的工厂和手工业合作社不宜过多过大地合并，就是新建的工厂，一般地也不宜过分集中。因此，为使布局更合理，投资效果能及时发挥，产品的品种、花色也能适应人民变化多端的需要，在建设某些必要的大型工业的同时，必须相应地注意发展中小型工业；在公私合营工业和手工业合作组织的改组改造中，应该注意保留相当数量的、能灵活适应市场需要的工厂和合作组织。（这里实际上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某些要求，也涉及到不同经济成分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5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提出的。）
贾拓夫还提出：发展我国经济，还要正确处理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的关系。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地把两种积极性组织和结合起来。”他认为：“我国地广人多，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人民需要又千差万别，所以必须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发挥生产潜力，发展地方中小型工业来满足地方需要，以补中央工业的不足。当然，地方工业的发展必须在国家统一计划之下，根据各地的具体条件，因地制宜，积极地有计划地进行。在中央统一规划之下，只要地方有条件、有能力，就可以由地方兴办。”他并且指出：“今后原则上不应再把地方工业企业收归中央管理；对于某些适宜于地方管理而不适宜于中央管理的企业，还应该有准备地逐步划交地方。”（这里实质上也涉及到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
这些观点，在我国经济建设经历了反反复复的曲折过程，发展到了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在刚刚建国，恢复经济，开始有计划地发展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却是非常重要和极有份量的，堪称是很有见地的。
而且，这些观点并不仅仅是贾拓夫的坐而论道，而是渗透到当时国民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中，实际运用得到执行的。人们后来说他“对国民经济高速度按比例地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经济工作方面具有深湛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我国经济战线上有独到见解、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见贾拓夫的悼词），完全是从实际体现总结出来的。而我们还要说，他的这些业绩也是来源于对实际严肃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的理论学习及善于思考。据他的秘书赵家梁粗略统计，从1954年10月到1959年10月，贾拓夫下去调查和出差开会约18次，历时共32个月，行踪所及20个省、市、自治区，40多个城镇，上百个工厂和合作社。也就是说，贾拓夫同志有一半时间在基层调查。
1956年，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国务院所属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对于贾拓夫汇报中的有关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原有工业与新建工业、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等意见，十分重视。贾拓夫提出：在轻工业问题上，过去重视还不够。毛主席说：“是啊！你们轻工业部门气不盛，有点气馁，中庸之道，你是头颅不长角啊！”“你们是王道太多，霸道太少，程朱哲学，心平气和，像小媳妇，不敢斗争。”（意思是你们强调不够，没有去力争。）经过研究，毛主席、党中央肯定了贾拓夫的意见，接受了轻工业部门的汇报，中央决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从原来的8比1，提高到7比1。第一个五年计划内施工的限额以上轻工业建设项目，由原来的65个，增加到99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