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物 精彩片段：
26 历史
弗雷德丽卡在剑桥的最后一年自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开始。这一年中，英国和外面的世界还有更多的交集，既有英国的出征，也有外来的“入侵”。后来，她渐渐觉得，这座历来与世无争的沼泽地古镇及其精致的学院和平静的草坪，似乎正笼罩在乌云滚滚的天空之下，与埃尔·格列柯96的《托莱多风景》和透纳的《暴风雪，汉尼拔率领大军跨越阿尔卑斯山》如出一辙，这两幅画都刻画了黑暗与光明之间的斗争。有人告诉她，西伯利亚风暴和英格兰的这片平地之间没有高地阻隔，只隔着冰冷的北海。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那年，也爆发了匈牙利事件☾1☽，从此，英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就不止于电报和怒火的涌入，还在于部队调动、军舰被击沉和士兵被打死等事件，于是，人们突然觉得有必要考虑国家认同问题，突然害怕暴力，突然有了责任感。这种事情固然不算新鲜，但是，弗雷德丽卡和许多对政治不敏感的同辈人一样，对东柏林和波兰的动乱一无所知。和苏伊士危机一样，匈牙利革命也是新闻，绝对是“新”闻。他们这一代人，或者说是我们这一代人，除了拉斐尔·费伯和马里乌斯·莫克济盖玛，一般都比较单纯，对于历史不是很敏感，不管那段历史有多么纠结，有多么动荡。不过，面对贝尔森、奥斯维辛、广岛和长崎的照片，大多数人倒是对人性渐渐生畏，有些家长不敢让自己的小孩看到这些照片，有些人则觉得有必要公之于众。弗雷德丽卡将这些可怕的画面与来自文学读物的抽象知识相结合，觉得人性是危险的，不可靠的。《李尔王》讲述了一个昏聩而又霸道的傻老头子遭遇子女不孝的悲剧，但是，这本来无足轻重的家庭矛盾却道出了人世间普遍存在的愚蠢、残忍和绝望。在《奥瑞斯提亚》97中，勇气和力量遭遇盲目的爱与恨，造成了相互残杀。在威尔弗雷德·欧文98的诗句中，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感情深厚，但最终要面对肺部腐烂和血肉横飞的惨痛。这些都是悲剧的常规意象，但在弗雷德丽卡眼中却无比惊人，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她曾略带失望，又略怀小资情结地认为普鲁弗洛克71舒适的生活方式和随之而来的虚无将流行于世界。（之所以提到“小资产阶级”，是因为弗雷德丽卡读过萨特的《恶心》，她知道“资产阶级”是众人谴责的对象。） 她要斗争的敌人是无聊，说得难听一些，是无聊加自满再加无能，而不是被极度放大的愚蠢和残忍。艾略特提到过“无聊、恐惧和荣耀”。剑桥也讨论过“倦怠”的罪过，和“自欺”“意义”（在这个对政治冷淡的岁月，什么东西还有意义呢？）等表示虚无焦虑的词汇。12月，第一批匈牙利人进入大学，带来了关于街头斗争和坦克的传说，广播中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外面的世界就像占领军一样气势汹汹地到来。不止一个年轻人叫作阿提拉☾2☽，还有很多人叫作伊尔迪克，他们似乎都是被大风刮来的。（弗雷德丽卡的地理概念很模糊。）
这是弗雷德丽卡首次感受到公众情怀。对于苏伊士运河事件，朋友们出乎意料地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英国是“负责任”的国家，他们对所谓“绥靖政策”心有余悸；另一派认为所谓“主动作为”，其实是动机不纯的机会主义，或者说是怀念帝国荣耀的产物。欧文·格里菲斯、托尼·沃森和艾伦·梅尔维尔都收到部队的通知，叫他们随时准备应召入伍。他们都受到了嘲讽，自己也感到很焦虑。可爱的弗雷迪等人则主动去参军。这或许表明，对于政府的作为，同学们的态度泾渭分明，支持和愤慨并存。其实，国家荣誉感、轻重不同的排外情绪以及关于英国是否存在经济优势的判断，让整个英国社会出现了莫须有的对立。过了好多年，弗雷德丽卡才深入思考了自由、生死、阿斯旺大坝的融资、以色列的生存以及匈牙利一党专政等大原则问题与英国社会文化的关系。这时候，她还认为苏伊士运河危机既是文化问题，也是道德问题。她从福斯特的《印度之行》中得知，大英帝国缺乏想象力，缺乏远见卓识，因此会做出麻木不仁乃至邪恶的事情，即使那只限于某些地区。她也得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高尚情怀（理想、荣誉感、勇气和爱国主义）和苟且现实（大炮、泥巴和士兵残杀）相互对立的产物。先不说如今的看法，在当时的认识中，吉卜林99就是个坏作家，因为他目光狭隘，只有极端爱国主义，而且太任性。伊顿的操场是被嘲笑的对象，没有人在此寄托理想（弗雷德丽卡讨厌运动）。自然而然，很多人都认为英法对埃及内部事务的干涉是任性傲慢的表现。弗雷德丽卡也这么想。年纪比她大的人视角有所不同，他们觉得纳赛尔上校是善于蛊惑民心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是另一个希特勒，有可能做出奴役邻国之举，弗雷德丽卡和她的同类则认为他敢于反抗自以为是的威权，值得推崇。
那个时候，弗雷德丽卡就逐渐开始反思，觉得吉米·波特和吉姆·迪克森这种任性妄为、痞气十足的人实在令人不齿。他们的模仿者都想打倒“装腔作势”的所谓世袭的文化权威，也就是他们的学长。为此，他们利用艺术手段，恶搞听学长话的女人，将她们刻画成粗野、不男不女的形象。（有一个波兰政治家表示，“幸运的吉姆”一举一动都那么古怪，可以影射聪明却软弱无能的波兰年轻人。）弗雷德丽卡实在难以认同英国这种“宣示”阳刚之气的做法。
拒绝女生参与的剑桥联合会举行了一次紧急辩论。欧文·格里菲斯去了，用威尔士口音激昂慷慨地反对摇旗呐喊的行为，他认为我们更需要新鲜的空气和充足的教育机会。托尼·沃森也去了，后来，他兴高采烈地跟艾伦和弗雷德丽卡介绍说，他就像穿着厚呢军装的军官，激动地发布“命令”，但没有人理睬他，因为那里不分等级。在纽纳姆，在弗雷德丽卡的记忆中，只有传播福音的基督徒学生联合会才会这样大张旗鼓地宣传某种思想，他们通常会在午饭后喝咖啡的时候大胆地接触陌生人，除此之外就是利维斯博士思想的狂热追随者。然而，她曾经看到两个穿长袍的女人站在会堂的桌子上对飙，后来回想起来，这是她首次近距离接触不同政见者的对峙。她后来记不得那两个女人在争什么，也记不得谁站在哪一边。她只记得她们互喷的一些零星词汇，例如“幼稚”“自大”“犯罪”“不负责任”和“极端民族主义”等，问题在于她们的一干女听众心里通常只有“爱”“婚姻”“家务”，极少数人也惦记着“工作”。
弗雷德丽卡还跟可爱的弗雷迪的一个亲戚有过一次短暂的谈话，那个亲戚温文尔雅，参加了一个委员会。委员会趁大家在蓝野猪餐厅喝茶的时候开会，讨论怎么安排匈牙利难民的未来发展和住房问题。这个女孩叫贝琳达，擅长陶艺，很少主动跟弗雷德丽卡说话，仅有的一次是在五月舞会吃沙拉的时候。她叫她支持她的新工作，脸微微泛红，探着身子，看起来有点着急。她说：
“这改变了我的生活，给了我生活的动力。”
她的双眼泪花闪烁。弗雷德丽卡一时错愕，大为感动。她认识的年轻人都是悲观消极的，但是，贝琳达似乎充满希望，对她而言，社会生活非常重要，“婚姻集市”也十分美好，值得向往。弗雷德丽卡心想，人对人的了解真是太少了。发长元音和嘴角上扬的微笑，很容易跟“自鸣得意”联系在一起。同样，想起比尔，想起亚历山大，想起拉斐尔·费伯，想起丹尼尔·奥顿，你会觉得需要有中欧人的决心才能找到生活的目的。她自己的问题在于，她的生活有太多的目的，而且有些目的相互矛盾。
要说弗雷德丽卡的生活和意识都因为苏伊士运河危机或者匈牙利革命而改变，那纯属扯淡。她最牵挂的是剑桥和外界的紧张关系，这对她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她爱上了拉斐尔。她已经放弃了很多，包括演戏的机会，以及随机的性爱历险，她放弃性爱历险的原因不明，可能有拉斐尔的关系，也可能因为她害怕怀孕，也可能她认识到她让男人感到头疼。
未来可能有两种弗雷德丽卡：一种是被关在大学图书馆里写作，主题是十七世纪宗教叙事里的隐喻，另一种是在伦敦，同样是写作，但方向比较不明确，有多种不同的主题，有可能是言辞诙谐的新闻评论，也有可能是像艾丽斯·默多克那样的新都市小说。问题在于，她有时会想，这两个弗雷德丽卡其实就是一个，不会分开。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博士可能因为缺少外界的动力而死于茫然，而那个世俗化的作家可能会因为内在精神生活匮乏而俨然成为空有其表的甲壳。在假设的未来世界中，这两个人可以并存，弗雷德丽卡进一步地努力，希望在两个方面都有所作为。她已经申请读博，而在艾伦·梅尔维尔的建议下，她在1957年1月报名参加《时尚》杂志的征文比赛，提交了一篇八百字的自传和两篇短文。
其中一篇短文是普罗旺斯游记，提到凡·高的风景画、蛋黄酱、滚球和冬季飓风，以及从前的圣玛丽海滩和女神迦梨萨拉的木雕神像（虽然迦梨萨拉的身份未得到确证，但弗雷德丽卡喜欢这么叫）。另一篇是1956年的“红黑榜”，红榜包括艾丽斯·默多克、《等待戈多》、各种色彩鲜艳的鞋子和匈牙利人的新声音，黑榜列入了苏伊士事件的新闻、皱巴巴的褶皱裙和关于上等阶层和上升阶层的辩论。“我感觉，”她对艾伦·梅尔维尔说，“自己在模仿艾略特写《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他连甜菜根、灰狗和卷心菜丝都写了。编个榜单怎么这么别扭？”
“他是在糊弄外国人，”艾伦是个见过世面的苏格兰人，“他写的都是古怪而扎眼的东西。说到底，煮卷心菜没什么意思，就是难吃。”
“可能表示英国人不在乎好吃不好吃吧？”
“讲究好吃不好吃没多大意思，”梅尔维尔说，“有人会问，我们会耐心地等待公交车，为什么却在足球看台上大打出手？我们认为警察是好人，但是，小时候干过坏事的人都知道，警察会把我们的耳朵揪下来，让你把吃下去的早饭全吐出来。”
她向拉斐尔·费伯咨询了申请读博士的事情，就在同一个星期，拉斐尔和文森特·霍奇基斯有过一次长谈，进程不是很顺利，主要是他对以色列三心二意，他感觉他应该去那儿，跟其他幸存者一样，去为以色列的生存而战斗，但他又害怕掉到一个地方圈子里，他希望保持自己的面目，他是欧洲人，是国际人士，是知识分子。那次谈话不是这部小说的内容，弗雷德丽卡不知道他们具体谈了什么，也不知道有那回事，因为她不清楚以色列建国的历史，她只是通过圣经故事稍有了解，里思布莱斯福德语法学校的一位圣经教师给她们讲过一点，给她们看过一张（军事版的）简化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