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故事集3：洛杉矶最后的古怪一日 精彩片段：
第二个问题
我们在那儿，在主教门医院走廊尽头的输液室里：周五的早晨，病人们在输血或打点滴，这样他们就可以回家过周末了。现在是二月，外面的雪已经变成了污泥般的糙灰色。内德和我靠窗站在一张小桌子旁，桌上摆满了甜点：甜甜圈、蛋糕、馅饼、布朗尼、曲奇。塑料刀叉有些码成一摞一摞的，有些像游戏棒一样散落在纸盘之间。内德观察了一下桌上的食物，然后挑了一个甜甜圈。理查德在椅子上睡着了，大张着嘴，用嘴呼吸。打点滴的这半个小时，他不断地睡去。他是少数几个睡着的人之一。一个五十过半的高个红发男人在听一个护士说他有可能掉头发。“你只要记住，宝贝儿，蒂娜·特纳☾1☽也戴假发。”她说。
外面，更大的雪花落下来，像揉成团的纸巾朝垃圾筒飞去。我走到窗边避开的就是这个：护士给一个年轻女人拿着纸巾，让她擤鼻子。那个女人一边呕吐一边还流着鼻涕，却拒绝松开用拇指钳住的铝碗。“用纸巾，宝贝儿。”护士还在自顾自地说着，完全不理会那个摆出姿势惟妙惟肖地模仿蒂娜·特纳的同事。我也停下来不听了，但是有一句话却挥之不去：“会打破一切规则。”
理查德得了艾滋病，已病入膏肓。内德是他的前任恋人和长期的工作搭档，他发现自己的工作不再是读剧本、打信件和打电话，而是在一个特制的蒸锅里按阴阳方位摆放有机蔬菜，蒸菜的水是“波兰泉”矿泉水。几个月前，就是理查德必须停服叠氮胸苷☾2☽以加入主教门医院门诊治疗试验方案之前的那段时间，内德常常晚睡。反正他也没法在下午两点前给西海岸打电话——或者如果他有某个演员的私人电话或某个导演的车载电话号码的话，也可能早一个小时打。跟理查德和内德合作的所有人都比朝九晚五族的工作时间长，而我却一向清闲，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老笑话——我没有正式工作，但我真的有活儿干时，拿的钱却多得不合情理。内德总跟我开玩笑，话音里有一丝尖刻，因为他有点吃醋，理查德家里突然出现了第三个人。理查德和我在纽约相识，当时我们都在第八大道上的一家廉价理发店理发，座位相邻。他以为我是他前一晚看的外百老汇戏剧里的女演员。我不是，但我也看了那场剧。继续聊下去，发现我们还经常在切尔西的同一家餐厅吃饭。我也觉得他面熟。我们就这样成为了多年的邻居——这个概念对纽约人而言比对小镇居民重要得多。我们认识的那天，理查德带我回他家，好让我冲个澡。
那一年，热水几乎上不到我住的顶层公寓，我那位西二十七街的房东对此一直不闻不问。认识理查德以后，我习惯了穿上运动衫，慢跑到他的公寓，在三个街区以东再过一个街区就到了。理查德自己的房东住另一套二层公寓，什么都愿意替他做，因为理查德介绍他认识了一些影星，还邀他去看很多电影。他听说我忍受的虐待以后气得直冒泡，情绪飙到极旺，理查德（他给我们仨做了滤滴咖啡）发誓说那是咖啡因导致的性亢奋，之后他就四处奔忙给屋子做维修。此时，在这个过于明亮的输液室里，我很难相信就在几个月以前，我还坐在理查德的小饭厅里，一堆耳机搁在一叠像塌方山石般的《综艺》杂志☾3☽上，占据了长条酒吧桌的中心。我们小口啜着新磨的牙买加蓝山咖啡，我戴着白手套的双手握住温热宜人的霓虹色咖啡杯。戴手套是为了尽可能延长乳液的吸收时间。我靠做手模谋生。每天晚上，我都涂上达尔·拉科图的橄榄油，加一点科颜氏的润肤露，外加两颗维他命E胶囊液。是理查德给我起了个昵称叫“莱可”，即“浣熊”☾4☽。我的白手套保护我免受划伤、指甲破裂和皮肤皴裂的麻烦。忘掉工商管理硕士吧：大家都知道，在纽约，大钱都是用奇奇怪怪的手段赚到的。
我转过头去不再看窗外的暴风雪。我们头上方的墙面支架拗过一个电视，电视里橙黄色脸孔的菲尔·唐纳休☾5☽容光焕发，激情四溢。当一个专门收回偿贷不清的车辆的男子谈论他的人生哲学时，唐纳休的态度由好战转为了怀疑。海蒂，本楼层最好的护士，在我旁边站了一小会儿，琢磨着如何摆放我们桌上的点心，好像它们是一盘下了一半的象棋。最终，她拿起一把塑料刀，把一块布朗尼切成两半就走开了，都没有抬眼看一眼外面的雪。
我每周末都坐班车去波士顿，最后我终于确信我永远也不会对豆城☾6☽产生任何好感。波士顿是个能让任何人都开心的地方，不过公平地讲，我不大有机会看到它的这一面。内德和我在公寓（按月租的）和医院之间的路上走去走回。有一两次我坐出租车去有机食品店；还有一夜，就像每个母亲最恐惧的那种不负责任的保姆，我们去了酒吧，又看了电影，而在我们逍遥的时候，理查德却因药物的作用沉沉睡去，床头柜上亮着海蒂去百慕大度蜜月时给他带的海星夜灯。酒吧里，内德问我，假如时间停止，我会做什么：理查德病情不会好转也不会恶化，而我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种种危机，拐弯抹角的口舌，绝境下的幽默，困惑纠结，突如其来、无比清楚的医疗知识——一直持续。冬天，同样，也会持续：断断续续的雪，大风，没有窗帘就无法忍受的夕晒。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而内德不深思熟虑就活不下去。事实上，他多年前在斯坦福研究诗歌，写过一组题为“假如”的诗。理查德去加利福尼亚，他制作的一部电影放映之后，他在台上回答问题，突然发现被一个学生问倒了，他的问题复杂而虚华。这以后的十五年中，他们是情人、敌人，后来是挚友、工作搭档。他们从斯坦福来到纽约，从纽约去了伦敦，又从汉普斯特希思公园到了西二十八街，中间穿插了一些短期旅行，去阿鲁巴岛赌博，圣诞节去阿斯彭滑雪。
“你在破坏规则，”我说，“没有‘假如’。”
“假如我们到外面去，鲜花盛开，有一辆车——一辆敞篷车——我们开车去梅花岛，”他继续说，“水中映月，北斗当空。想想看。想象一下，你的负能量就会被有益的治愈系能量取代。”
“真有梅花岛这个地方吗？还是你编的？”
“很有名的。香蕉海滩就在那里。晚上绛紫亭里有乐队演奏。”
“是有一个梅花岛，”我旁边的一个男人说，“就在纽伯利港北面。夏天那儿有很多毒漆藤，可要小心点。我有一次把毒漆藤吸到肺里去了，有个该死的家伙把大麻跟那东西一起点。我在医院住了两星期，减免了一千块钱。”
内德和我看着那个男人。
“我请你们喝一杯，”他说，“我刚省了一大笔钱。我住的酒店按照客人入住时的温度收房费，以此招揽生意。房间里有一张大号床，一台‘诚实’冰箱☾7☽，还有那种可以把水流调到像暴雨梨花针般扎在你身上的淋浴喷头，一共只要十六块钱。我住那儿的花销比我家的取暖费还便宜。”
“你从哪儿来？”内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