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 精彩片段：
6 友谊
亚当斯认为他跋涉500英里回到昆西市，意味着他最终退出了政治舞台，这再正确不过了。到家的时候，他注意到谷仓旁边的空地已经长满了野草，这让他随口说了一句轻率的话：他“成功地用……荣誉和美德换来了肥料”。他返回家里的那天，下了一场暴风雨，他认为这是上天的一个预兆，预示麻烦将紧跟着步入他的退休生活——这种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言：“以自然元素的发酵来替代道德、智识和政治世界的革命。”作为一个曾经推动那些政治革命的人，他曾宣称自己在暴风雨中也会从容不迫。然而现在，在他六十六岁高龄的时候，渴望一点安宁难道有什么不自然吗？“现在已经远离了所有的阴谋，而且已经摆脱了搅动这个世界的所有或大或小的激情，”他解释道，“我希望我能够享受到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多的宁静。”☾1☽
追随亚当斯的麻烦并不是那场似乎伴他而来的暴风雨，而是那些藏在他内心深处的、始终与他如影随形的东西。阿比盖尔在1801年7月发现，他在田间与其他雇佣工人一起工作，一边挥动镰刀，一边念念有词，咒骂着他的政治对手。从我们所知道的他的私人信件中，我们了解到汉密尔顿是其敌人名单上的第一名。他说汉密尔顿是“一个苏格兰小贩乳臭未干的私生子”，“像波拿巴一样有野心，却没有波拿巴勇敢，而且要不是我，他肯定将让美国卷入一场与法兰西的战争以及一场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内战之中”。☾2☽
名单下面离汉密尔顿不远的就是他以前的朋友兼总统职位继任者杰斐逊了。尽管他对杰斐逊的憎恨要少很多，然而他所受的伤害可要多很多。他们曾经一起完成了那么多成就。1776年一起与时局抗争，1780年代在欧洲代表美国，华盛顿掌权期间超越了政治上的不同见解。然而，在他自己担任总统期间，亚当斯相信杰斐逊出卖了他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然而，杰斐逊是以如此间接、如此狡猾的方式完成这一切的，就好像一个入室抢劫者没有留下任何指纹一样。杰斐逊是“一个如影子一般的人”，亚当斯现在这样认为，这个人的性格“就像大河一样，深不见底、无声无息”。当评论其他政敌时，亚当斯表现得相当有“文采”。例如，托马斯·潘恩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森林之神☾3☽……是一只介于猪和狗之间、野猪骑在母狼身上而最终生产出来的杂种”。然而，谈到杰斐逊的时候，这种“有声有色”的诨名以及不相关的形象就不那么容易出现了。当一个人的核心品格难以捉摸时，就很难具体地谈论这个人了。☾4☽
亚当斯本人对杰斐逊的复杂情感最终通过阿比盖尔表露出来。这是一段心酸痛苦的经历。1804年，杰斐逊的次女玛丽亚·杰斐逊·埃普斯在分娩期间死于并发症。阿比盖尔决定写一封慰问信，并解释说：“各种原因让我一直没有执笔写信，然而现在我心灵上的强烈情感冲破了种种羁绊。”她在信中回忆了自己当时照顾刚刚到达伦敦的九岁玛丽亚的情景。阿比盖尔向杰斐逊坦言道：“一段时间以来，我以为这一生不会有什么事情会再激起我们相互之间的同情了。”然而失去一个孩子的痛苦超越了她理性上的克制。她希望杰斐逊知道，此时她的心与他在一起。☾5☽
杰斐逊在理解一封信的语气语调上通常都有着非常敏锐的感觉，然而这一次，他没有注意到阿比盖尔写下的明显的警示，认为她的来信是一种恢复友谊的邀请。他抓住机会回忆了一下他和亚当斯长久的政治合作历程。“友好之情陪伴我们度过了许多漫长的、重要的历史时刻，”他写道，“我们从政治经历和反思中得出的不同结论，从来没有影响过我们相互之间的敬意。”尽管他俩曾两次同台竞选总统，然而杰斐逊坚持认为“我们从来没有成为对方的障碍”。政治对立从来没有销蚀他们之间的尊重之情。
杰斐逊坦承，他只有一次认为亚当斯的决定是“针对个人的不友好行为”。这个不友好行为是，亚当斯在担任总统的最后几个星期任命了许多联邦党人来填补法官职位空缺。这些法官——被带着某种误导性说成“午夜法官”——是在总统选举之后任命的，因此就让杰斐逊没有机会来自己选择法官。（最主要的不友好行为是，任命约翰·马歇尔担任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可以说约翰·马歇尔是亚当斯最持久的反杰斐逊遗产，这部分是因为马歇尔在法官之中享有权威，部分是因为杰斐逊和马歇尔相互鄙视。）但是这种不友好行为，正如杰斐逊所言，“为友谊留下了一些可以被原谅的东西”，因此“在思考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衷心地原谅了这一点，又回到以前那种对他（亚当斯）的尊重上来”。☾6☽
杰斐逊的信让阿比盖尔愤怒不已，尽管她保持了克制。“你高兴地谈到了一些让我必须回信的话题。”她这样开了一个带着不祥意味的头。杰斐逊认为自己是受害方，有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因此可以原谅她丈夫。这种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的。既然杰斐逊谈到了政治背叛问题，那就请杰斐逊先生“原谅我在这里自由讨论……这种讨论打碎了之前让我感觉尴尬的枷锁”。郁积已久的愤怒喷涌而出：“现在，先生，我完全坦白地告诉你，到底是什么切断了以前的友谊纽带，而且我要让你看到，我现在对你的看法已经与我曾经的看法非常不同了。”
在对亚当斯离任之前任命法官的做法进行了猛烈辩护之后，阿比盖尔直接攻击了杰斐逊的品格。她宣称，在亚当斯的整个总统任期内，杰斐逊一直利用自己的副总统职位，来破坏杰斐逊被选民选来辅佐的那个人的政策。这已经坏透了。然而，最严重的冒犯行为发生在1800年选举期间。杰斐逊在那次痛苦而激烈的竞选中，犯下了“最黑暗的诽谤罪，并说了最严重的谎言”。表面上看似冷淡、超然的杰斐逊，暗中却雇用了诸如詹姆斯·卡伦德这样的造谣中伤专家，对亚当斯进行最为蛮横无耻的诽谤：亚当斯精神失常，亚当斯试图加冕称王，亚当斯计划让约翰·昆西·亚当斯接替自己的总统职位。“这些，先生，我认为是对个人的伤害，”阿比盖尔说道，“是砍掉戈耳迪之结的那把利剑。”臭名昭著的卡伦德后来转而攻击杰斐逊，并指控他与他的家务奴隶萨利·海明斯有性关系，这是极富讽刺意味的，而且也是完全罪有应得的。“你所珍爱的毒蛇，”她心满意足地说道，“最终反过头来咬了养育它的那只手。”因此，若有什么需要原谅的话，这种原谅应当都是由亚当斯所赐。同时，杰斐逊应当搜寻一下自己的灵魂。她最后用文字掴了杰斐逊一个耳光：“朋友之伤，源于忠诚。”☾7☽
在杰斐逊众多的通信之中，他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的信。没错，他有自己的诽谤者，然而联邦党人通常是在公共媒体上攻击他，他可以而且确实将这种攻击当作党派主义的舆论宣传，并对它们嗤之以鼻。然而，阿比盖尔的指控却是私下的、个人的，是来自他所尊重的亲密朋友的。而且，这些指控完全超出了政治上的党派主义，关涉荣誉和信任问题。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明确指出共和党和联邦党双方都在1800年选举中说谎并歪曲事实，他遭受的“诽谤与谎言”和亚当斯所遭受的是等同的。（这完全是真实的。）接着，他认为“了解我们的任何人，都不大可能相信我们曾经卷入那种肮脏的事情”。实际上，在让卡伦德诽谤亚当斯一事上，他没有发挥过任何作用。（这是谎话。）“不论那些人如何挑我的毛病，”杰斐逊恳求道，“我都已经学会了置之不理。”然而对像阿比盖尔这样的朋友而言，“我知道这些朋友的心灵充满智慧，只需要指出事实，就可以使他们的心灵恢复常态，我无法无动于衷”。☾8☽
阿比盖尔对杰斐逊的辩解充耳不闻。在她看来，杰斐逊的否认正好证明了他的口是心非。他卷入幕后的政治阴谋是众所周知的。阿比盖尔最初不肯承认这一事实，因为如她所言：“我的心在接受那些被理性强加的信念方面，是比较迟缓的。”即使现在，她承认：“我心中还留存着对你的友爱之情，哪怕现在对你的尊重已经烟消云散了。”但不容否认的是，为了赢得选举，杰斐逊将自己的荣誉都抵押出去了。批评他的那些联邦党人一直指控他是一个只有党派而没有原则的人。“请原谅我，先生，”阿比盖尔最后说道，“我担心你确实如此。”☾9☽
我们可以合理地肯定，在这简短的连珠炮中，阿比盖尔不仅是在为自己说话，也是代表她丈夫说话。亚当斯夫妇指责杰斐逊犯下了两桩严重罪行，这两桩罪行违反了约束独立战争那一代领导层的不成文的政治荣誉法则。杰斐逊的第一桩罪行（这桩罪行在我们今天听来可能既离奇又不合时宜）是，他亲自卷入了自己的总统竞选运动，而且是只带着一个目标来开展选举活动的：赢得总统选举。这就是控诉杰斐逊是一个只有党派的人的核心之义。这种行为在19世纪中叶变成了政治生活中一种可接受的甚至为人所期望的特征，而且至今仍是如此。然而，在独立战争那一代人的历史环境下，让自己忠诚于某个政党是不合法的。这种行为违反了当时人们认定的拥有管理公共事务资格之人所必须具备的两个素质：美德与公正无私。华盛顿和亚当斯都没有在他们自己的总统竞选中发挥直接作用。甚至连杰斐逊本人，作为打破这个传统的第一位总统，也感觉到有必要隐晦行事。接着，当遭到阿比盖尔的责难时，他马上就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全盘否认。根据历史记录，杰斐逊实际上是那个年代最强烈反对政党影响力的人。他认为党派忠诚是“一个自由且道德的官员的最终堕落”，并宣称“若我必须属于什么党派才能进入天堂的话，那么我宁愿不进天堂”。☾10☽
杰斐逊在政党问题上的立场与他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立场一样，似乎包含着一种非常深刻的矛盾。在两个问题上，他那种对外显得正直无比的立场——奴隶制必须被废除，政党是腐化共和主义价值的罪恶力量——都与其个人行为和政治利益相悖。而且在这两个问题上，杰斐逊都努力让自己相信，这种明显的矛盾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就他积极在幕后参与1800年总统选举而言，杰斐逊真诚地相信，联邦党人的胜利就意味着“1776年精神”的消泯。任何可以避免这种可怕结局的东西都应当是合理的。他之后多次否认了自己曾直接参与总统选举活动，以至于他自己都开始相信自己的谎言了。这就是为什么阿比盖尔毫不留情地拒绝他个人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会触动他的神经的原因所在。他不习惯于让自己的话受到质疑，让自己的种种借口被揭穿，哪怕由他自己来质疑和揭穿都不行。
他的第二桩罪行则更加针对个人了。这桩罪行就是，他诽谤了一个被他视为长期朋友的人。他提供金钱给卡伦德，让他对亚当斯政府进行抨击，尽管他知道这些抨击都是对事实的严重歪曲。亚当斯没有什么当国王的野心，尽管他确实信仰一种强有力的总统形象。他并不希望与法国开战，尽管他确实认为美国的中立应当优先于法美之间的联盟。亚当斯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立场都与华盛顿的政策偏好相一致。然而，与华盛顿不同的是，亚当斯有自己的政治弱点，杰斐逊利用了这些弱点来为自己争取政治上的优势。即使严重歪曲事实是由麦迪逊或者共和党内某个次要人物鼓动，那也足够恶毒了。但实际上是杰斐逊本人发动诽谤和扭曲事实的，因此这就不仅是恶毒，而且是彻底的背叛了。就好像汉密尔顿躲在幕后辱骂攻击伯尔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就亚当斯的情况而言，那些诽谤完全是不实之词，这使他可鄙可恶的程度更深了。若亚当斯是一个决斗规则的信仰者（实际上他不是，杰斐逊也不是），那么对他人格的诽谤可能就是促使他寻求在决斗场上用子弹说话的最好理由了。对合众国早期的高层政治人物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个人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之上。因此，只要公共问题和私人问题纠缠在一起，这种关系就极易导致背叛。
杰斐逊或许认为阿比盖尔会将他们之间的通信给她丈夫看，然而亚当斯本人直到几个月之后才看到了这些信。看完，他写下了自己的评价：“整个通信过程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始并持续的，今天早上在亚当斯夫人的请求下，我看了全部信件。此时此刻，我对它们没有任何评论意见。”此后八年，昆西和蒙蒂塞洛之间变得死一般的寂静。☾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