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 精彩片段：
2 晚宴
托马斯·杰斐逊对这则故事的叙述证明了在一个理想的杰斐逊世界中，历史是以自然、平淡的方式展开的。1790年6月中旬的某天，他与汉密尔顿不期而遇。他们都是华盛顿政府的内阁成员，杰斐逊是国务卿，汉密尔顿是财政部长。两人当时都在总统办公室外面等候华盛顿。汉密尔顿不像平日那样自信和光彩照人。杰斐逊认为，他看起来“阴暗、消瘦，而且极度沮丧”。至少按照杰斐逊的描述，汉密尔顿是一个失魂落魄的人。
他们站在华盛顿寓所外面的大街上时，汉密尔顿对杰斐逊说，他为恢复公共信用而提出的整个金融计划陷入了国会僵局之中。这份计划于当年1月提交至国会。以詹姆斯·麦迪逊为首的南部议员，竭力阻挠汉密尔顿计划中关键一条的通过，这条规定由联邦政府来接管州债务。这几乎瓦解了汉密尔顿的整个财政改革计划。汉密尔顿显得既消极又情绪化。若他的财政计划最终被拒绝，当时看来这几乎是确定无疑的，那么“他将没有什么用处了，并且下定决心辞职”。没有他的改革计划和领导——这两样东西在他心中似乎难解难分——联邦政府和整个国家就必定会崩溃。
杰斐逊提议或许他能帮上什么忙。“考虑到这件事情当时面临的局面，”杰斐逊回忆道，“我认为达成某种观念调和的第一步是，让麦迪逊先生和汉密尔顿上校对这个问题进行一次友好的讨论。”尽管当时杰斐逊还忍受着一个多月的偏头痛所造成的经久不消的后遗症，尽管他不久前才搬到位于纽约市少女巷57号的新寓所中，杰斐逊依旧提出在家里举行一次私人晚宴，以便让几位主要局中人单独会面，试着让那些棘手的政治障碍在酒精和绅士般谈话的温和影响下，被化解于无形。
杰斐逊对那天晚上（最可能是6月20日，星期天）真实情况的叙述，具有某些误导性和为自我服务的特征，但由于这是唯一留传下来的历史记录，再加上杰斐逊那简洁迷人的用词，呈现出晚宴本身的优雅情调，因此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他们如约而至。我向他们摊开了这个话题，承认自己由于生病，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件事情，但是鼓励他们一起来讨论。他们确实这样做了。最后的结果是，麦迪逊先生默认了这样一个建议，那个问题（由联邦政府接管州债务的问题）可以重新以参议院提出的修正案的方式提交众议院审议，然而他不会投赞成票，不会完全撤回他的反对意见，但也不会在这一点上过于执着，而是采取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其间他们中有人说道，我忘记到底是谁了，由于这个法案对于南部诸州来说有些严苛，所以应当做点什么来安抚它们。将联邦政府驻地迁移到波托马克河，应该是一个正当的补偿措施，而且很可能受到南部诸州的欢迎，是可以在联邦政府接管州债务之后提出的一个适当措施。
换言之，杰斐逊促成了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交易：麦迪逊同意让汉密尔顿财政计划的核心条款通过，作为回报，汉密尔顿则同意让国家首都建在波托马克河。若真实情况的确如此的话，那么这个故事就应当和《密苏里妥协案》和《1850年妥协案》平起平坐，可算作美国政治上标志性的政治和解之一了。而且，几乎确定的是，被我们称为“1790年妥协”的这次事件，也算得上美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晚宴了。☾1☽
但是否真的如此？历史的结论或至少大部分历史学家的主要观点是，这个故事基本上是真实的。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确实在1790年6月末在杰斐逊的寓所中见了面。7月9日，众议院通过了《建都法案》，该法案在建都于费城达十年之久之后，将国家首都定在波托马克河地带，这是以32票对29票通过的。7月26日，众议院以34票对28票通过了联邦接管州债务的法案。麦迪逊投了反对票，但是，与杰斐逊描述的一致，他没有以之前表现出的“执着”来领导该法案的反对派。当时一些政治观察家和新闻编辑都明确认为，一定做了什么秘密交易，才使投票发生逆转，从而打破在这两个问题上的长时间僵局。例如，一位对此不满的纽约编辑说得非常明白：“让国会从这座城市迁移出去的真正原因，只需凭借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就可以向人们解释清楚了。我们看到，将永远让参众两院多数派感到耻辱的是，宾夕法尼亚和波托马克河利益集团已经被2150万美元收买了。”这个数目恰巧是被联邦政府接管的州债务总额。☾2☽
而且，达成交易当天，杰斐逊给他弗吉尼亚州的忠实追随者詹姆斯·门罗写了一封长信，提前告诉他这个与后来发生的妥协精确一致的消息。就像麦迪逊和大部分弗吉尼亚人一样，门罗坚决反对债务接管。杰斐逊让门罗相信，他同样认为这个措施是令人厌恶的，“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看到了屈服的必要……这是为了整个联邦，为了让我们免遭所有灾难中的最大灾难”。他甚至清楚说明了自己为什么使用这些预警词语。国会对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和国家首都选址的辩论导致了全面的立法瘫痪。如果这是对宪法下新联邦政府的第一次检验，那么政府实际上已经悲惨地失败了。除非出现突破性进展，否则整个国家层面上的共和政府实践都会“溃决并消失，各州又将各行其是”。美利坚合众国要么和平瓦解，要么发生内战，除非能够达成某种政治交易。“这里，我们不必屈尊去谈论那些交易。”杰斐逊这样写道（暗示要让此种交易奏效，就不能公开讨论）。正在秘密进行的谈判，将让债务接管对持门罗那种观点的弗吉尼亚人觉得更可口一些：债务接管与永久建都波托马克河进行交换。“若不做出这种妥协的话，”杰斐逊警告说，“我担心我们就必须做出一个比这更糟糕的妥协。”收到杰斐逊的信之后，门罗立即回了一封信，提出了警告。杰斐逊描述的政治交易不可能被弗吉尼亚州接受。在弗吉尼亚州，债务接管被认为是一剂“致命毒药”，建都波托马克河则“重要意义甚少”。☾3☽
两年之后，杰斐逊得出结论，门罗是正确的。1792年他告诉华盛顿，那天晚上与汉密尔顿达成的交易，是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政治错误。事实上，前文引述的杰斐逊对那次餐桌交易的描述，就是他向华盛顿表达悔意后写下的，或许就是在1792年。当时他对自己卷入其中表达了深深的忏悔。“那是不公正的，”他终于认为，“只是出于一种纯粹的对联邦瓦解的担忧才默认的，当时我们的政府还处在婴幼期。”那位从来都动作敏捷的汉密尔顿成功地让杰斐逊支持了债务接管，而这种接管当时已经成了“那个投机集团赖以成长的主要基础”。用杰斐逊的话来说，这个投机集团后来还实施了险恶的阴谋，“试图改变美国政府的政治局面”。因此，或许我们承认杰斐逊对这个故事的描述具有可信性的最后一个理由是，他写这些话的时候不是在吹嘘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是在坦露自己的深深悔意。当一个人最终自认为是傻瓜时，还有什么必要去编造故事吗？☾4☽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进入杰斐逊那难以捉摸、迷宫一般的头脑走廊中。我们足以认为，杰斐逊描述餐桌交易的核心是真实的，尽管这种描述过分简化了那个关键时刻所发生的历史。也就是说，当时还同时进行着好几个秘密会议，而且政治关系网络甚至比杰斐逊的不完美记忆还要错综复杂。最重要的是，杰斐逊寓所中的讨论，只不过是正在进行的更大讨论的一部分而已。而这场更大的讨论似乎关系到共和国的生死存亡及其后来的政治形态。我们对这个场景中的人物观察得越久，对他们的声音聆听得越多，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变化就越大。这个问题不是杰斐逊说的是否为真话，而是为什么杰斐逊、麦迪逊和汉密尔顿这样比较明智的政治家，都确信这个刚刚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是不稳定的、成问题的。为什么批准债务接管法案具有威胁性？为什么波托马克河具有象征性？尽管杰斐逊对这个故事有相反的描述，我们还是要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我们所料，这几位历史当事人对这个决定性问题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选择的立场。这反过来又意味着，汉密尔顿、杰斐逊和麦迪逊是带着不同议程、不同经验和不同故事来赴宴的。从麦迪逊开始述讲这三位令人敬畏的巨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麦迪逊当时处在最核心的位置，领导了众议院对债务接管和建都地点这两个问题的辩论。他享有著名的国家主义者和弗吉尼亚天赋之子的盛誉，在三十九岁时，就作为1780年代宪法混战中最精明、最有见识的老手而声名远播。实际上，1790年麦迪逊已经度过了其美国政治家生涯中最具创造力的时期。诸多后世历史学家认为，麦迪逊在那一时期对美国历史上的政治科学做出了最具创造力的贡献。☾5☽
失望于1780年代州政府的政治混乱和《邦联条例》的先天脆弱，麦迪逊着力推动要求召开“制宪会议”的运动。他对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政府的论证，成了所有妥协和最终宪法文件全部修正意见的核心，这使麦迪逊当仁不让地享有了“宪法之父”的荣誉。然后，在约翰·杰伊的适当推动下，他与汉密尔顿联合起来，撰写了《联邦党人文集》，这本著作当即被认定为美国的经典之作，尤其是书中坚持的共和政府若扩展到广阔的疆域和多样化人口之上，会比其他政府形式更稳定的观点。在弗吉尼亚州宪法批准会议上，他战胜了由帕特里克·亨利领导的、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反对派。这让弗吉尼亚联邦党人约翰·马歇尔认定，亨利可能是历史上最雄辩的、最具说服力的斗士，但麦迪逊在使人信服的能力上更胜一筹。接着，麦迪逊起草了《权利法案》并提交至第一届国会。总之，在1790年，麦迪逊处在自己的权力巅峰，人们普遍认为他是继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于当年逝世）之后，这个新生国家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领袖。☾6☽
他长得可不像个领袖。身高只有五英尺六英寸，体重不足140磅，“矮小的杰米·麦迪逊”具有图书管理员或学校校长那种单薄虚弱的外表，永远挣扎在某种致命疾病的边缘，没有能力过日常生活。他于1769年离开他父亲在弗吉尼亚蒙彼利埃市的中等规模种植园，到普林斯顿读书（阿伦·伯尔是他的同班同学）。年轻的麦迪逊曾经暗示自己可能马上就要死了。（事实证明，他比所有独立战争那一代的领袖都长寿。他在生命晚期这样说道：“我比这么多同时代人活得更久，因此，我不应当忘记，我可能被人认为活过了天命。”）他不仅看起来像那种无足轻重的人——身材矮小、面无血色、体弱多病——还极度害羞，就像在聚会场合总是本能地要躲在房屋角落里的客人。☾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