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莺的尸衣 精彩片段：
第九卷 夏天的尾声
九点钟刚过，电话便打过来了，达尔格里什走出伦敦警察厅，横过维多利亚街，行走在清晨的一片雾霾之中，这雾的确兆示着今天又是一个炎热的八月天。他毫不困难地便找到了那个地方。这是一幢高大的红砖建筑，位于维多利亚街和荷斯费利路之间（Horseferry），虽然不是特别地破旧，但看起来使人很压抑，很沉闷。它是一栋实用的长方形大楼，正面凹陷进一列比例不成形的窗户。没有电梯，他毫无疑问地走上三段铺着亚麻油毡布的楼梯到达顶层。
楼梯平台处发出一股汗酸味。房间外面，一位身体臃肿的中年胖女人，系着一条花围裙正在规劝着一个值勤的警察。她的声音就像那种患腺样增殖体的病人特有的哀鸣声。当达尔格里什走近时，她转身向着他，流利而夸张地滔滔不绝地发出一通抗议和声诉。哥尔德斯特恩（Goldstein）先生要说什么？她真的不能分租出一间房子来。只有经过了房东太太的同意她才能这样做。现在这间房，想都不要想。
他从她身旁走过，一声不吭地走进房间。这是一间正方形的房间，里面非常闷热，发出家俱上的擦光油的气味，室内过分的装饰还是十多年前流行的样式，满眼都是当年厚重韵味的象征品。窗户是开着的，带花边的窗帘也拉开了，但是空气还是不流通。警务医官和随从警察，两人都是高个子，似乎已经把这里所有的一切东西都用过了。
又是一具尸体呈现在眼前，只是这一具不在他的职责范围内了。他只需要看一看，仿佛在核实一个记忆。看着躺在床上已经僵硬的尸体，他以一种超然物外的兴趣注意到那只左臂松松地悬在身体的一侧，长长的手指屈曲着，一只皮下注射器还插在衣袖内侧上，就像一只金属制的昆虫用它的尖牙深深地刺进了柔软的肌肉中。死神一点也不曾把她的个性给消除掉，无论怎样还没有。不久之后这具身体也会腐烂，死神会在上面尽情侮辱，使得尊严丧尽。
警务医官未穿外衣，只穿了衬衫，满头大汗，不断地解释着，仿佛担心他做错了什么事。当他从床边转过身来，达尔格里什才明白他是在讲话：
因为苏格兰场离这里很近，第二封信又是写给你个人的他犹犹豫豫地停住了。
她给自己注射了伊维太。第一封信上讲得很清楚。这是一件明明白白的自杀案子。这就是为什么警察不想给你打电话的缘故。他认为不必麻烦你过来。这里真的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达尔格里什说：我很高兴你还是打了电话。这算不上麻烦。
有两个白色的信封，一份封了口是写给他的，另一份没封口，上面写的是：给有关的人。他不知道她写下这句话时是否笑了。当着警务医官和警察的面达尔格里什打开了信封，字写得坚定有力，墨迹很浓，笔划长而尖。他很吃惊地看到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她的笔迹。
他们不相信你，但你是对的，是我杀了特埃尔布鲁姆费特。这还是我第一次杀人；你应该知道这点，这很重要。我给她注射了伊维太，等一会儿我也要对自己这样做。她以为我给她注射的是镇静剂，可怜的轻信的布鲁姆费特！如果我给她尼古丁她也会很容易地就接受，它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我以为我能为自己开创一种有益的生活，但是不能，我的性情不容许我生活在失败之中。我不后悔我做过的事。这对医院、对她、对我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我是不会因为亚当达尔格里什把他的工作看作道德法则的化身而被吓住的。
她错了，他心想。他们没有不相信他，他们只要求他找出证据来，这也是合情合理的。虽然他继续调查这个案子不松手，仿佛它是他个人的一件深仇大恨，恨他自己，也恨她，但他当时和后来还是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她什么都没有承认，而且任何时候，都没有一丝一毫惊谎的表现。
对希瑟佩尔斯、约瑟芬法伦和特埃尔布鲁姆费特案件的重新调查也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或许验尸官感觉有太多的流言和猜测。庭审时他和一个陪审团坐在一起。陪审团中有人向证人提出质问，他没有试图去阻止，甚至也没有企图去控制整个的进程。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和施泰因霍夫的故事终于公之于众，马科斯柯恩先生和达尔格里什坐在法庭的后面一起听着，他的脸因痛苦而变得铁青。庭审过后，玛丽泰勒走过房间来到他面前，向他递交了辞职信，转过身没有说一句话就走了。就在那一天她离开了医院。那件事对于约翰卡朋达来说就算是结束了。再没有什么消息传出来。玛丽泰勒自由地走了，她自由地找到这个房间，找到了她的死亡。
达尔格里什向壁炉走去。这个小小的火炉，用胆汁一样的绿色瓷砖砌成，里面放了一台沾满了灰尘的风扇和一果酱瓶装的干树叶。他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搬出来，他知道警务医官和那个穿制服的警察正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他们对他的举动有何想法呢？把证据毁灭？他们为什么要操心呢？他们还要给案件作出摘要，纸已经准备好了，这将作为证据，存入档案以作备忘。这封信只与他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