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_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一场邪风过去也并非全是不幸。假如格斯没有决定回到艾丝特身边，那波莉就不得不拒绝她的父亲。事实上，如果这封信是周六而不是周日到达，那她会进退两难。周六的时候，她还有格斯，那该怎么办？也许她会给母亲打个电话，求她不要让父亲离开农场，不要急着离婚。也许她会建议父亲去做精神治疗。具有讽刺味道的是，正是由于格斯的离去，她才可以打电话给父亲，请他过来。她也只好这样自我安慰了。听到她父母离婚的事，所有人都认为这对她是个致命的打击，但现实却是，波莉对父亲的到来却是一种病态的感激，这真是令人悲哀。直到最后，她才偶然想起她的母亲，不知道她该怎么承受这一切。

时光如流水般逝去，波莉承认，一切顺利，跟父亲生活在一起，她很开心快乐，远比跟格斯在一起更为幸福。父亲的到来就像是医生开出的一剂良药，治愈了她心灵的创伤。

在发出信后第三天，安德鲁斯先生自己走下了火车。他那颗小尖脑袋上满头白发，两只蓝眼睛闪闪发亮，精神矍铄，身体健康。他一只手提着箱子，里面装着农场里自产的鲜鸡蛋。对此，他可不敢托付给那些粗心的搬运工；另一只手捧着一束水仙花。他说这么多年都没有这么健康过，凯特也很好，比以前更壮实，他说，这一切都是离婚的功劳。这真是个了不起的制度，所有人都该离婚。凯特看起来年轻了十岁。波莉问：“离婚不是需要很长时间吗？即使妈妈同意也要走好多法律程序。”但是安德鲁斯先生面色红润地说：“凯特已经签署了文件，办事员已经跟我谈过了，我把土地全都给了她，都是最好的土地。”波莉略感惊讶，在她父亲这个年纪，还一直与人有婚外情，但是他说这都是由于精神病的缘故。他很满意，自己有先见之明，早些年就是精神错乱，而且还有文件可以证明。

虽然刚开始的几天波莉感到精神低迷，但她还是对父亲的到来感到高兴。她惊讶地发现，在他来的那天晚上，自己竟然开始大笑，好像那笑声出自别人之口。她暗暗地对自己说，她的生活该有所改变了，因为有了需要照顾的人。但是没多久她就发现下班后她盼着回家，急于知道今天的晚餐吃什么，她不在的这段时间父亲都干了什么。她父亲为离婚而特别高兴，逢人便讲，好像这是自己的新发现。波莉暂时给他在三楼租了一个房间，他们计划那个周末去找个新公寓。但是这时安德鲁斯先生有了更好的主意。他现在跟女房东交上了朋友，力劝她把顶楼的房间改造成一套公寓租给他和波莉，现在的租客可以搬到楼下波莉的房间住。他自己设计了公寓的结构，利用门厅加大了房屋的空间，还做了个小厨房，又长又窄，跟舰艇上的厨房一样。整个春天和初夏，他和波莉都忙着改造房间。这项工程没有花房东多少钱，因为安德鲁斯先生的工作都是免费的，他自己做木工，还找了个二手水槽，下水道管是从垃圾场捡来的。安德鲁斯先生常到那里转悠，希望能捡点宝贝。波莉也学会了刷漆，刷出来的书架和碗柜非常漂亮。她用旧床单做了几个带红蓝色花边的窗帘，法国国旗的颜色，为了这几个窗帘，她还修理了房东的几把维多利亚时代的椅子。

改造工作完成后，虽然大理石壁炉和百叶窗还是旧的，但是整个房间看起来焕然一新。如果安德鲁斯先生和波莉哪天搬走了，房东绝对能以更高的价格租出去。安德鲁斯先生忘乎所以，宣称要改造所有的房间，让房东太太发大财，波莉赶紧阻止了他，因为她担心施耐德先生和施波特艾弗先生付不起这么高的房租。安德鲁斯先生不得不转而投身于为波莉建造冬季花房的工作。他计划把它建在后窗外，因为那里朝阳。他希望这能成为他送给波莉的圣诞礼物，因此花了不少的心思。

安德鲁斯先生的变化让所有认识他的人大吃一惊。他妹妹茱莉亚说，不可能全是因为离婚，也不可能是因为波莉的善心和青春活力，肯定出了什么其他的事情。最后，是波莉的母亲道出了真相。有一次她来纽约办事，住在了公园大道她的前小姑子家里。“你知道吗？波莉，他们改了他患的那种病的名字，现在不叫忧郁症了，叫躁狂症，亨利听到这件事后，感觉自己好像是受骗了，原来自己只不过是经过了一段‘低迷期’而已。他特别高兴，于是开始这些谋划这些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离婚。刚开始我只是哄着他，逗他开心。当初他要求加入天主教，并且还要给你们都做洗礼时，我就是这样做的。我知道这些洗礼没什么用，因为你们都在圣公会的教堂里接受过了。唉，我以为这场离婚风波很快就会过去，就像那次的天主教事件一样。但是后来，他离婚的态度越来越坚决，而且非得到纽约来住，所以我想，为什么不呢？亨利也许有什么好的想法呢？经过了这么漫长的岁月，如果我们感觉不合适，那也没什么非要待在一起的理由。而且自那以后，我也有了新的面貌。”波莉给茱莉亚姑妈倒了一杯茶，转头又看看她的母亲，的确，她刚刚烫了头发，像是一个豪爽的寡妇，浑身散发着活力。这时萝丝递过来几块饼干，说道：“对不起，太太，但是为什么你和亨利先生不能分居呢？好多人都是这样做的。”“亨利说，不离婚而分居，就像是未婚同居一样，这样做不体面。”萝丝说：“我明白了，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说完，她向波莉眨了眨眼睛。安德鲁斯太太点燃一支香烟，不顾波莉脸上的红晕，继续说道：“有你弟弟在家里帮我，我可以把农场经营得更好。亨利老是多管闲事，他只对花园和花花草草感兴趣，从来也不管那些家畜。现在他离开了，我们已经买了几头黑安格斯牛，我还打算开拓一下感恩节的火鸡市场，我已经跟查尔斯公司联系过了，他们给了我们一笔订单，如果亨利还在，他一定会坚持养中国孔雀，孔雀特别令人讨厌，又吵又闹。”

“你的意思是说爸爸处于躁狂期吗？”“我想是这样。亲爱的。”安德鲁斯太太从容地答道，“真希望他能保持这种状态。他没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吧？”“没有。”波莉答道。但是第二天，她就向她熟悉的一位精神病学专家咨询了这个情况。她经常给一些躁狂症病人做新陈代谢检测，但是她不知道她父亲的症状是否和这些病人相符。她见过的躁狂症病人常常穿着约束衣，处于受控制的状态。对于母亲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她感到很震惊。

那位年轻的医生说，是的，安德鲁斯先生的行为确实是典型的躁狂症症状，但是程度不深，有可能随后会有一段时间的消沉期。但是考虑到他的症状不重，因此也没必要紧张。在她父亲这个年龄，发病的周期经常会延长，然后慢慢消失。“他多大了？”“大约六十岁。”医生点点头：“在更年期之后，许多躁狂症病人会自行痊愈。”波莉对他说了她母亲的说法：在他父亲知道了这种病的新名称后，他的症状就改变了。医生笑了。波莉问：“这有可能吗？”医生说：“按照这样的说法，任何事情都会有可能。精神错乱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但是事实上，我们对这种病并无任何的了解，为什么患病，怎么治愈，改变病名也许有一定的作用。我们已经注意到，现在我们再也不说早发性痴呆了，而这种病例也减少了。这有时候就诱使我们去想，所有精神病的根源都是精神异常，病人有可能是在模仿教科书上的做法。甚至那些文盲病人也是这样。你父亲精神异常吗？”“我不这么认为。他过去常常大喊大叫，但是现在很安静。”“我能见见他吗？”波莉犹豫了。虽然仍旧不明就里，但她心里还是感到一阵宽慰：“哪天下午有空来喝杯酒吧，或者周日中午来吃午饭，我父亲可是个好厨师，还非常好客。”

确实是这样，自从父亲来和她同住后，她的社交活动就非常活跃。她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控制父亲的开支。最近他发现了一家新的自助超市，常去购物，认为自己每次都省了钱。他每次购物的量都很大，说这可以节省时间，那种大号经济装最合他的意。他充分利用每次打折，从不错过一次特价的机会。他也很喜欢第二大街的意大利菜市场，在这里可以买到波莉以前从未见过的各种奇怪的蔬菜和海产品。每周日的中午，他们都要用茱莉亚姑妈送他们的火锅请客，有时候客人们玩游戏，或者听唱机，会待上整整一个下午。波莉现在找个时间来洗衣服和头发都难。安德鲁斯先生来后不久，就爱上了乒乓球。年轻的时候他就爱打网球，如今，他在第一大道找到了一家酒吧，酒吧后面有个狭长的房间，放着一张乒乓球桌，每天他都会来这里和老对手们打球。到周六的下午，他们会组织一场比赛，他坚持要波莉也来参加。就这样，波莉结识了好多年轻人，其中有些会来参加周日的午餐，或者周五晚上的鱼汤宴。客人们经常会带瓶葡萄酒。施耐德先生来的时候，还带来了自己的小提琴。有时候施波特艾弗先生会组织一场象棋比赛。丽比在电话里嫉妒地问道：“我听说你那里有个沙龙，怎么不邀请我呢？凯说，诺琳·布莱克说了，你和你父亲是本年度的风云人物。”

但是安德鲁斯先生的大喜之日是他成为一个托派成员的那天。不只是个支持者，还是个组织者。当然促成这件事的是施耐德先生。公寓的改造工程一完工，安德鲁斯先生就有闲工夫了。在波莉上班之后，他开始阅读那些施耐德先生送给他的有关莫斯科审判的书籍和小册子。刚开始，他感觉这些书籍晦涩难懂，因为他一向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渐渐地他便被这些审判中的各种谜团给吸引了，他对字谜、画谜、迷宫和各种难题有着特别强烈的爱好。他认为，托洛茨基是无辜的，那些穿着白色制服、坐着装甲车、读法国小说的政治局委员们完全占领了他的大脑。他请求施耐德先生一定要把他发展为托派成员。这次和安德鲁斯先生要加入天主教的那次不一样，当时神父还要求他在入教前接受教导，而这些托派成员显然没有对安德鲁斯先生提出任何要求。他对辩证法一窍不通，开会也常常不到，但是他的热情弥补了这一切。他戴着红领带，穿着一双老式高筒靴，在斯大林主义者的集会场外向人们兜售《社会主义者》。在茱莉亚姑妈的茶桌上，在他打乒乓球的酒吧里，他也劝导人们加入托派。

波莉对父亲的做法感到很尴尬。她认为，他的这身穿着和上流社会的口音给托派成员留下了坏名声：斯大林主义者会嘲笑他这种向永久革命的转变只是象征性行为。当初格斯没有把她转变为一个斯大林主义者，同样，她父亲也无法使她成为一个托派成员。她看得出来，施耐德先生和她父亲对那个“老头子”能否执政都不太热心，她也不赞同革命的做法，除非确有必要。她认为她父亲和他那些朋友们不去推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却在法国和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闹革命，这真让人感觉很奇怪。当然，按照她父亲的说法，目前来讲，想要推翻希特勒毫无希望，因为所有的工人党派都被镇压了。尽管如此，因为罗斯福和布鲁姆不是希特勒就去惩罚他们，又显得很不公平。她父亲说了，公平竞争是资本主义的法则，不适合于积极敌人。如果他这话真是由衷的，波莉可是满心的担忧。不过她相信并非如此。而且他“夺取”政权的说法也让她哑然失笑，太不可能了。她怀疑，托派成员们是否自己就根本没把这当回事。“你算是他们的成员吗？”她问父亲。但是他不肯说，声称这是组织原则，她忽然想到，也许托派只不过是给了他又一个吹嘘的机会而已。如今他看不起斯大林主义者、进步派人士、新政派，还有中产阶级和他素来轻视的有产者。波莉对他说，自从加入托派之后，他的某些偏见加深了。例如说，他是马萨诸塞州人，本来对爱尔兰人就无好感，听到马克思把爱尔兰人称为被资本主义贿买的工具，他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会悄悄议论巡逻的那些穷苦爱尔兰警察。

最后，他终于知道了格斯的事情（他称他是“斯大林主义者”），可能是施耐德先生说的，也可能是施波特艾弗先生，或者是女房东。住在这里的人们认为波莉跟格斯分手是因为她父亲要来，但波莉是个诚实的女孩，她不愿意让父亲以为她是为了家庭责任而牺牲了自己的爱情。有天晚上，她对他说了事情的真相。听到格斯竟然无法离婚，安德鲁斯先生心里对他充满了轻蔑。“你还在想着那个斯大林主义者出版商吗？”看到波莉悄然不语，他就会问她。

波莉心里已经淡然了，但是她感到在收到父亲来信的那天晚上，自己的命运都注定了。命运把父亲送到她的身边，那就是昭示她，只要她的心里不再想到男人和婚姻，她的命运就会顺利。在那个周末，格斯按照他的承诺给她打过电话。当电话响起的时候，安德鲁斯先生接了起来。他说：“有个男人找你。”波莉浑身发软，努力走到楼道里的电话机旁。“刚才那个人是谁？”格斯问。波莉说：“那是我父亲。他来跟我同住。”电话里沉寂了好长时间。格斯问：“他知道了吗？”“不知道。”“哦，那好，我想我该离远点。”波莉没有开口。他说：“下周我再给你打电话。”下一周，他的确打来了电话，说他已经搬回自己的房子了。“你父亲还在吗？”“是的。”“什么时候我想见见他。”波莉说：“好的，以后吧。”他挂上电话后她才想起来，应该问问他现在是否不“卡壳”了。

一旦他搬回家去住，她就再无在大街上碰到他的可能。他的房子在格林威治村，处于纽约的另一边，然而她对自己内心的这种希冀感到困惑。她清楚地记得在她父亲叫她接电话时她的那种恐惧。她害怕格斯告诉她想要跟她和好。如果他这样说了，她会怎么办呢？同时，矛盾的是，她仍然感到自己跟他藕断丝连。它埋藏在两人的心底，在黑暗中滋长，就像死人的头发和指甲在人死后依然生长一样。她相信他们肯定会在某时某地相见，这种预感使她感到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