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帝国缔造者·小沃森自传 精彩片段：
第三十二章 冷战中的和平主义者
1977年夏天，吉米・卡特当选美国总统的第一年，我正坐在北天堂岛我的书房里面计划一次环绕合恩角的远航，电话响了起来。电话那头是新上任的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他说：“赛伊和我觉得你应当来华盛顿干点事情。”他口中的赛伊正是当时的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我从IBM公司退休时，他们两人都是公司的董事，和我很熟。
“哈罗德，”我说，“我现在正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欣赏着窗外美丽的树林和佩诺布斯科特湾。我为什么要去华盛顿呢？”
“卡特总统希望你前来主持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咨询委员会（简称GAC）。”他答道。
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到过这个组织，哈罗德解释说，这是一个经过挑选的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就核战略问题向总统提出独立的建议。它是在肯尼迪入主白宫时建立的，直接向总统报告，是社会杰出人士进入军方幕后、了解军备竞争真实情况的一个途径。布朗和万斯显然都觉得我是领导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合适人选。我是一个自由派人士，整个职业生涯都涉及高科技领域。我还在苏联待过足够长的时间，先是作为军人，之后是作为企业家，因而我并不陌生苏联人看待问题的方式。我将苏联人看成有责任感的民族，他们同我们一样不想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以同他们协商、制定裁减军备的协议是行得通的。
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提议，事后想来连我自己都有点吃惊。在我心脏病发作之前，对于华盛顿发来的邀请我都是敬谢不敏的。我当时认为，离开IBM的做法是不对的，而且我也不想因为涉足一些我完全不了解游戏规则的领域而败坏自己的形象。但现在我退休了，好几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进行探险远行。现在执政的是民主党——很长时间以来的第一次——这能让我有机会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同许多美国人一样，自20世纪60年代初之后，我对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想过太多。我还记得古巴导弹危机时那些可怕的日子：每个人都守在收音机和电视机旁等着最新的事态报道。当时我给自己家建了个防核尘地下室，还在IBM推行了一个“家庭防空洞建设贷款计划”，每个想在自己家建防空洞的员工都能得到一笔贷款。但当越来越多的人建起防空洞，整件事情看起来反而越来越没有道理。你可以在防空洞里躲上三十天，可当你出来的时候，又会看到什么呢？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无数掠夺成性的人，你和你的家人还是没有安全可言。我们都在防空洞里准备了手枪和步枪，但整件事情开始显得荒谬了。很快人们似乎就认识到，如果核战争真的爆发，想方设法幸存下来也没有什么意义。
哈罗德・布朗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往那个防核尘地下室里补充补给品了。从心理学的角度说，现在这个时候想把军备竞争的危险从脑中撇去要比那个时候容易很多——尽管我知道这个危险依然存在，IBM也在为武器实验室提供着计算机。时至今日，军备竞争已经升级了好几次。我们部署了新一代的“民兵”式洲际弹道导弹；我们在苏联周边部署了北极星式核潜艇；我们往所有的导弹上装上了多重弹头。苏联人自然也是紧追慢赶，不甘落后。而控制军备的工作则远远滞后，现在看来一场危机一触即发。第一份《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已经过时，《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II》尚在协商之中，与此同时，苏美两国的军备竞争正处在另一次升级的边缘。
我把去巴塔哥尼亚的计划收起来。接下来的6个月里，我将主持召开第一次GAC的会议。我在华盛顿和纽约之间穿梭往来，尽可能多地学习关于谈判、政策和核武器的知识。我听取了军备控制及裁军处、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国内安全处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的简要汇报。我花了无数个小时听军事分析家用假设语气谈论核进攻、核反攻、数千万乃至数亿的伤亡。那样的情形让我感到十分震惊。这些人谈起核灾难总是使用术语，所以一场几个小时的谈话下来，很可能连一个人的死都未曾提及。我觉得他们看待事情的方式整个就是错的。
我必须掌握的信息量之大把我吓坏了。但同时我尽力去理解我所听到的与技术相关的内容，我决心把握住事情的真正意义。在我看来，事情的真正意义就是我们人类不应该自掘坟墓。我估计军方对此会有不同意见，他们会认为，只有时刻做好核战争爆发的准备，核战争才永远不会爆发。可正是这一想法在推动着军备竞争。我相信那些毕生致力于战略规划的专家们会认为我的看法过于天真，所以我尽量把这种看法放在心里。但对一个像GAC这样的咨询委员会而言，运用常识看待问题是个大前提。在任何技术领域，特别是像核武器这样危险的领域，专家们关注的往往只是很小的方面，你在考虑问题时必须跳出他们划下的狭窄框框。
在任命GAC委员人选的问题上，白宫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还没到华盛顿，委员会的成员已经选好了——但这些人选既有趣又有能力。卡特任命的委员既有共和党员又有民主党员，既有科学家又有企业家和律师，甚至还有一位神职人员和一名劳工领袖——总共13个人。其中一半都是有着突出贡献的平民，对核武器知之甚少；另外一半则是国防和外交政策的专家；但几乎所有人都把GAC的职责看得很重。他们之中有曾为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总统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为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现任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主任、核物理学家哈罗德・阿格纽（Harold Agnew）。还有曾为政府效力多年的杰出科学家沃尔夫冈・帕诺夫斯基（Wolfgang Panofsky）和保罗・多提（Paul Doty）。“平民”委员则包括来自南方浸礼会领袖会议的欧文・库珀（Owen Cooper）；来自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玛格丽特・威尔逊（Margaret Wilson）；肯塔基州前任州长伯特・库姆斯（Bert Combs），他现在是一位联邦法官；联美公司的老板亚瑟・克里姆（Arthur Krim），他是民主党的重要人物；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的财务处长莱恩・柯克兰（Lane Kirkland），他是我们之中最大的主战派。
在最开始的几个月里，我必须拜访40位参议员，建立一个人际关系网，委员会要想有所作为，会很需要这个关系网。我从GAC的执行理事比尔・杰克逊（Bill Jackson）那里得到了很大帮助，他曾是参议员艾伦・克兰斯顿（Alan Cranston）在外交政策和国防问题方面的首席法律助理，对国会的行事规则十分了解。杰克逊当时40岁左右，个子不高，脾气很急，手里老是拎着一个大大的公文包，他十分有热情，有时候甚至有点过头，反而不能将自己的想法用简明扼要的方式表达出来——至少不是IBM要求的那种方式。但他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有着敏锐的政治直觉，所以我改变了自己IBM式的行事方式，依照他的方式行事。在杰克逊的安排下，我对各位国会议员进行了礼节性拜访，从像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那样的自由派人士到像斯库普・杰克逊（Scoop Jackson）那样的强硬派人士。我还会见了许多苏联问题专家，以寻求建议，像是银行家、前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和约翰・J·麦克莱（John J.McCloy）——他是该委员会在1961年创建时的第一任主席。
我不知道该怎么玩政治，但我渐渐开始认识到，政治从某些方面来讲，同做推销员并没有太大区别。我在推销穿孔卡片机时学到的那些东西也能用在这儿，像是绝不要浪费顾客的时间，永远同秘书们搞好关系，等等。
委员会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所以比尔・杰克逊和我规定委员们每个月必须抽出两天时间开一次会。委员们参加会议全凭自愿，而且两天时间可不算短，所以我以每次到会的委员数目多少来衡量我的工作成绩。我会在会议前安排一些热身活动，像是请曾经参加过第一颗原子弹设计工作的物理学家来作报告。每次开会的时候，13个委员中总有10到11个到场，说明大家对这些会议还是很感兴趣的。每次会议对我而言都是一次挑战，因为我从一把手位置上退下来已经七年了，委员会里又有那么多的专家，我感觉我只要说错那么两三次话，委员们就再也不会信任我了。所以每次会议前，我都会和杰克逊找个旅馆碰面，花上一天时间把开会时的问题先过上一遍。等到真正开会的时候，我已经对会议内容胸有成竹，主持起会议来从容有序。我这辈子都没有像这样专注过一件事情呢。
主持GAC同经营IBM并不完全一样。我在IBM工作的整个期间，单凭我的名头就能将各地的人们聚集到一起开会，但GAC是个顾问团，不是IBM的主管队伍，我的任务是让委员们畅所欲言，以寻求共识。所以我不断地收敛自己。在听取简报的时候，我会坐在那里给自己写诸如这样的话提醒自己：“别说太多。确保每人都有发言机会。注意那些还没发过言的人，记得询问他们的意见。”
我的任务就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想办法将它们整理成一致的报告。我知道，在像麦乔治・邦迪那样才华横溢、经验丰富的人面前，外行想不被唬到都不容易，古巴导弹危机期间，麦乔治・邦迪可是一直在肯尼迪总统左右出谋划策。所以我明确规定，专家委员在发言的时候要尽量保证能让其他委员听明白。同时我又想到，对于核弹，民间有许多不同看法，让专家委员们见识见识其中那些激进的看法肯定也会有所帮助。于是我为委员们安排了一次放映会，放映了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天才讽刺之作《奇爱博士》。当身为美国顶尖军事战略家之一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听说要在会上放这部电影时，忍不住说：“你怎么能给认真地想要了解核武器的人看这种不切实际的电影！”我承认影片中飞行员头戴牛仔帽骑着氢弹飞行的场景确实有些牵强。但我觉得影片的其他部分还是很真实可信的——所有那些因为防护措施不当导致的事件。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那些手指放在核武器引爆开关上的也只是有血有肉的人，影片中那样的灾难真的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