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帝国缔造者·小沃森自传 精彩片段：
第三十三章 短暂的苏联之行
1979年，当我们在十月份抵达莫斯科时，冬天的迹象已无处不在。城市里破败的建筑和暗沉的天色让我想起二战期间在俄国度过的四个月。那时我还是个年轻飞行员，担任福利特・布拉德利将军的副官。虽然我对共产主义制度毫无热情，但战争期间在俄国的经历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布拉德利将军受命前往莫斯科期间，我们在那间老的美国使馆里办公，老使馆位于莫克哈瓦亚大街，就在克里姆林宫对过，而三十英里之外，德国军队正步步逼近。我们飞越了俄罗斯广袤的土地，还在西伯利亚的中心地带被困了一个星期。击退希特勒的入侵是苏联历史上的伟大胜利之一，我为自己能够亲眼见证这一事件并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小小的角色而感到骄傲。不过我没有自欺欺人地认为对往事的怀恋能让我成为一个称职的大使。尽管我觉得因为战争的缘故我同俄罗斯之间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但我很清楚苏美关系的现状。1979年，“缓和”战略收效甚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II》的签署算得上积极的进展。
卡特总统和万斯国务卿交给我的任务清晰明确：之前驻莫斯科的美国使节得到的待遇同驻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希望我能改变这一局面。多勃雷宁出任苏联驻美大使二十余年，根基深厚、享有盛名，只需打个电话就可以会见美国总统。他的专车甚至有美国国务院停车场的许可证。我们的驻苏大使则同多勃雷宁形成鲜明对照，花了十年多的时间，在克里姆林宫还是混不开。在签署《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II》的谈判中，卡特政府为了方便起见，经常让多勃雷宁往莫斯科传话，我们的大使马尔科姆・图恩反而被晾在一边。既然现在协定已经签署，卡特总统希望美国使团能够在苏联重新建立起威望。
虽然这份新工作的具体细节我得一一学习，但对于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大使，我早已心中有数。我为自己树立的榜样就是我的好友卢埃林・汤普森（Llewellyn Thompson），他曾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三位总统任职期间担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我第一次见到汤普森是在1942年，当时他还只是一名职位不高的外交官。当时绝大多数使馆人员已经被疏散到距离莫斯科500英里的古比雪夫市，汤普森被指派看管使馆的财产，于是留在了莫斯科。我在莫斯科期间的任务之一就是驾驶飞机载他一路飞去德黑兰为使团人员采购生活物资，因为当时整个苏联的食物都十分匮乏。我记得我们往飞机的炸弹舱里装了整整两吨物资——克宁牌炼乳、罐头豆子，你要是看到那些东西，绝对想不到是给外交官吃的，但在战时，那就是人们的主要食物。我渐渐同汤普森熟悉起来，我很佩服他，一个年轻人看待比自己年长十岁的人时都会这样。他又高又瘦，俄语讲得十分流利，有一点害羞和矜持，不过他从未让自己的性格影响事业。担任驻苏联大使期间，他走遍了整个苏联，几乎每天都同苏联高官进行社交性往来。他和他的夫人很懂得怎样营造温馨气氛，他的官邸斯巴索府就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数不清的苏联重要人物，从苏联政治局常委到芭蕾舞女演员，不一而足——那里是苏联上流社会人士能够公开前往的寥寥几个“堕落场合”之一。尼基塔・赫鲁晓夫非常喜欢汤普森，经常同他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
汤普森不是“遏制之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那样的天才理论家，但他对苏联人的行事方式十分了解，特别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也许正是他的这种了解拯救了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生命。在古巴导弹危机最剑拔弩张的时刻，赫鲁晓夫给肯尼迪传达了两条相互矛盾的讯息。他的第一封信表达了和解的意愿，很明确地表示希望避免核战争；第二封信则充满了挑衅的论调，几乎激得肯尼迪采取进一步的对抗性行动。直到汤普森进言，肯尼迪和他底下的人才暂时按捺下来。汤普森说，第一封信也许更接近赫鲁晓夫的本意，也就是说，苏联人之所以在古巴部署导弹，只是为了在别的事情上有讨价还价的筹码。根据汤普森的分析，约翰・肯尼迪作出一个惊人简单的决定：无视赫鲁晓夫的第二封信，只回应第一封信。肯尼迪在回信中提议，只要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美国将努力在东西方关系问题上实施“缓和”政策。赫鲁晓夫收到回信后的第二天就下令从古巴撤出导弹。
站在斯巴索府大门口，我感觉自己的人生好像绕了个圈，又回到了开始的地方。踏进大门时，我的心情就像刚刚步出大学校园进入IBM工作时那样，仿佛看到整个世界在我面前铺展开来。二战期间，我曾在斯巴索府参加过一次招待会，同温斯顿・丘吉尔握了手。我也曾以IBM总裁的身份到此地拜访过汤普森。此时，在65岁的时候，我作为驻苏联大使又一次站在了这里。我已经有了许多关于苏联的记忆，现在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自己还会遇到什么值得向后人讲述的事情。
斯巴索府比奥莉芙和我住过的所有地方都要豪华很多。它简直就是一幢大厦，外墙粉刷了灰泥，距离克里姆林宫大概两英里远，由一位拥护沙皇的糖业大亨在一战前夕修建。房子落成没多久俄国革命就爆发了，这位大亨害怕得没搬进去住过一天，不过倒是在那里举行过几次舞会。在列宁执政时期，这幢房子被拆分成许多公寓房间，供政府官员们居住，一直到1936年，罗斯福政府与苏联开启了外交关系，当时罗斯福委派的大使威廉・布列特（William Bullitt）从俄国人提供的五六个候选房子中挑中了斯巴索府，也许是因为它从里到外都体现着资本主义的昌盛。整幢房子的核心是一个优美雅致的大厅，里面有装饰华丽的柱子、拱门和阳台，大厅的拱顶有三层楼那么高，垂挂着一盏巨大的水晶枝形吊灯。走出大厅，一连串的凹室将你的脚步引向一间正式的餐厅，再过去便是为大使及其家人准备的卧房、书房、起居室以及数不胜数的客房。餐厅旁边还有一个舞厅，是美国人后加的，可以容纳二百人看电影、听报告。房子外面耸立着高高的锻铁雕花门，门后是一片广阔的草地。在莫斯科冰天雪地的夜晚，当这座雅致的房子里所有窗口都被灯光点亮时，看上去就好像正在对你发出热情的邀请。
一位新上任的大使到达派驻国后的第一个任务便是递交国书，他将同国家元首或其代表进行一次正式会见。苏联人知道怎样把这种仪式性场合搞得排场十足。10月29日，星期一，我的专车被一长串车队前拥后呼地从斯巴索府护送到克里姆林宫。一路上所有其他车辆通通停下来等我们经过，每转过一个街角都有警察向我敬礼。来到克里姆林宫后，我在仪仗队的簇拥下穿过几个极大的厅，大厅墙边摆着玻璃柜，陈设着赠予历代沙皇的礼物及俄国革命后的手工艺品。最后我们走进一个大房间，房间里铺了一块有着钻石图案的地毯，苏联人告诉我站到地毯上钻石的尖端处。从房间的另一头走过来一位小个子绅士，嘴里用俄语说着什么，他就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兹涅佐夫（Vasili Vasilyevich Kuznetsov）。接着仪仗队领队小声对我说：“请宣读国书。”我读了，然后是鼓掌、握手、香槟。我激动得浑身发抖。仪式结束后，库兹涅佐夫副主席将我带到他的办公室，用美式英语对我说：“您是喝咖啡呢，还是威士忌？”
“您喝什么，副主席先生？”我说。
“咖啡。”
“那我也喝咖啡，先生。您的英语说得真好。”
“我曾在匹茨堡的卡内基技术学院学习，随后又在福特汽车公司工作了三年。列宁刚刚掌权的时候，派了一些年轻的技术专家到美国去学习，我便是幸运儿之一。那段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我回忆与库兹涅佐夫会见的情形，回想递交国书的仪式，回想我骄傲地站在克里姆林宫中的画面时，不禁又想起了我的父亲。他在1937年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登基后的首次晨间接见会时肯定也是同样的心情。我不得不承认父亲喜欢众人瞩目的性格多多少少也传给了我。
美国驻苏联大使团有一百多名工作人员，我一到任便着手争取他们的支持。他们肯定都已经在报纸上读过我的那些轶事，像是我把图恩大使的名字写在大拇指上之类的，我想他们肯定对我的到来心存疑惑。摆在我面前的最大问题就是我的经验欠缺。于是我召集了一次全体会议，先是向大家介绍了一下我在GAC的工作，正是我在那里的工作表现使我得到了大使的任命，然后我开诚布公地对他们说：“图恩大使多次说过，这个职位需要一位具有领导能力的内行来担任，显然我不是一个内行——所以如果你们能够尽力协助我的工作，我将不胜感激。”我还在讲话的结尾加了点IBM式的润色，说我办公室的门永远向有问题、有建议或是有新想法的人敞开。他们看起来似乎对这番话印象不错，对我重塑美国使团威望的使命也积极响应。我想之所以会这样，有一个因素起了很大作用，那就是我与图恩处事方式的极大不同。他有点拒人千里。我关注的东西则和在IBM时一样——培植忠诚度，鼓舞士气。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和奥莉芙举办了一个招待会，邀请全体使馆工作人员及他们的家属参加，他们中有不少人都是第一次进到斯巴索府里面。
苏联方面则好像很高兴看到一张新面孔。我拜会的第一个苏联官员是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59年，赫鲁晓夫来IBM的工厂参观时他就陪同在侧。当时苏联官员所穿的西装剪裁之差众所周知，但在我的印象中葛罗米柯却是个例外，他穿着十分精致，谈吐不凡，举止无懈可击，他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逐渐教会自己的同僚，外交官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他在国务院有个绰号叫“冷面人”，不过我倒觉得他很有演戏的天赋。他只在需要的时候面无表情；其他时候他会表现得对你说的某件事情很感兴趣，你甚至能在一次谈话过程中看到他脸上变换五六种不同的表情。我在莫斯科同他进行正式会见时的程序都是一样的。我会打电话安排一次约见——通常提前一天就行——然后第二天我到外交部去，在他办公室旁边那个小会议室里等他。他来了以后，我们就各端一杯矿泉水，边喝边谈犹太人出境签证问题，给我们发放许可兴建新的使馆楼，推动美国参议院通过《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II》，或者当天发生的任何同外交事务相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