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帝国缔造者·小沃森自传 精彩片段：
第三十四章 回想一生
当我在一月份从莫斯科回来时，距离我决定退出IBM舞台正好十年。我原以为自己能以大使的身份帮助冷战终结，这个梦想的最终破裂让我很是失望，但回首看看这十年，我又觉得自己十分幸运：我的身体渐渐康复，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实现了探险的愿望，我从事了父亲从未有时间从事的公共事业，为我们的家族增添了光彩。
我的人生轨迹与父亲的差异之大让人称奇。我年轻的时候从未想过会有人将我和我父亲相提并论：他是位“巨人”，而我甚至不觉得自己适合经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决定投身IBM的事业，可接下来我成功了，在二十年的时间里，IBM公司占据了我和我家人的几乎全部生活。我退休比绝大多数人都要早，但这并非出于我的本意，被迫离开IBM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件痛苦的事情。但如果我继续待在IBM直到正常退休年龄——先不说干到我父亲那么久，他在80岁的时候还每天西装笔挺地去上班——我就不会有机会站到比IBM更为广阔、更有意义的舞台上。
我知道现在是时候承认自己已经老了。但我很担心自己找不到事情可做——那样的话我的大脑就会萎缩，我的生命就会失去活力。虽然我不想再从事像主持GAC那样费神的工作，但在离开莫斯科前，我已经列了一些可以让我保持活力的事情。我打算继续跟进苏美关系领域，我在布朗大学帮着建立了一个新的外交政策发展研究中心，专门从事苏美关系领域的研究。让我欣慰的是，我在莫斯科担任大使时的副手马克・加里森选择离开外交部门，前来主持这个研究中心。我不可能找到比他很合适的人选了。但除此之外，当我和奥莉芙搬回格林尼治镇时，我还是感到情绪低落。她说：“你就不能放松些吗？逗逗你的孙儿们，去加勒比海玩玩！”我倒是听从了她的意见，不过在那两个月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自己将同社会脱节。
我依然怀念执掌IBM公司时大权在握的感觉，不过看到公司在弗兰克・卡里的领导下蒸蒸日上，我也十分高兴。到1980年的时候，公司的规模已经比我领导时大了几乎四倍，年销售额达到260亿美元。面对如此大规模的企业，我觉得很难想象现在有谁能把它管理得井井有条。但卡里以他稳重精干的方式将IBM经营得有声有色，他计划在次年春天将公司的大权交到约翰・奥佩尔手中。奥佩尔力劝我回到IBM的董事会。之前我在接受大使职位时辞去了IBM董事会的职务，我跟他说，我觉得我还是不回去的好，但他说：“你在公司历史上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董事会不能没有你。”他还指出我才67岁。于是我回到了董事会，不过有个附加条件，我只担任董事会的名誉主席。（几年之后，当我年满七十时，我坚持像IBM其他人一样从董事会退休。这个规定是我亲自制定的，对这个规定的必要性有着切身体会。）
说来奇怪，让我再次焕发活力的是这样一件事情：于1981年6月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哈佛大学有这个传统，从新闻人物当中挑选为毕业生致辞的演说者。当我知道他们从活跃在全国各地的纵多新闻人物里选中了我时，真是又高兴又得意。2月底接到邀请后，我马上开始准备。我的父亲和弟弟都是天生的演说家，但我直到今天还是只要站到讲台上就会感觉浑身不自在。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我会做细致的准备工作——我会一遍遍重写演说稿，然后送给两三个专家过目，我会把自己关在地下室里对着录音机反复练习，最后再在奥莉芙面前试讲一次——她一直是个很好的听众。到了3月底，我已经兴奋得有点按捺不住了——尽管距离毕业典礼还有十个星期的时间。但接着我的一位朋友安德鲁・海斯克尔打来电话，他退休前曾担任《时代》杂志社董事会主席，现在是哈佛大学两个管理机构之一“哈佛理事会”的一名成员。他告诉我说：“你的演讲取消了，我们邀请了里根总统，他接受了邀请。”
听了这话，我本应由于受到了侮辱而感到愤慨，但实际上我却大大松了口气。此外，要是取代你的人是美国总统，你有什么好抱怨的呢？我对奥莉芙说：“你想想看，奥莉芙，这不是很好吗？为了记住演说词，我可是费了老劲了，现在我可算不用费神背它了！”可就在毕业典礼前的三个礼拜，海斯克尔又给我打了个电话：“你还是得来作演讲。”他解释说，白宫对此次邀请有个很大的误会，里根之所以会接受邀请显然是因为他以为自己将被授予荣誉学位，但哈佛大学很少会将荣誉学位授予在职的美国政府官员。里根手下的人发现这个事实后，便跟哈佛大学说，总统不来了。这个事实对我倒是没什么影响——一来我不是在职的政府官员，二来，我碰巧早就获得过哈佛授予的荣誉学位了。
于是在1981年6月4日，我坐在了哈佛校园的发言席上，坐在我身边的有赛勒斯・万斯、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哈佛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作了开场发言，在他讲话的时候我环视四周，思绪飘散开去。我想着哈佛大学有多么古老——当哈佛学子们走出校门加入1775年康科德的民兵队伍时，它已经建校超过100年了。接着我听到博克校长介绍我的名字。但就在我走到他身边站在讲台前时，天空滚过一阵巨雷，暴雨倾盆而下。
讲台上面有遮篷，主席台上却没有，而那些可怜的毕业生们都坐在露天草地上的折叠椅上。一些学生站起来跑向附近的宿舍，宿舍里有电视转播毕业典礼。但德里克吩咐大家在原地耐心等待一会儿，希望雨能停下。最后我跟他说：“这雨看上去不像很快能停的样子呀。”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就开始讲？”他说。
我说：“是的。”于是我开始演讲，与此同时，更多的学生开始四散躲雨。我倒是觉得这雷声和暴雨很应景，因为我演讲的主题就是核战争。我希望把自己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工作时学到的东西传达给这些年轻人，要是今天来演讲的是里根总统，他们听到的东西将完全不同：
使用核武器的举动都不会带来胜利，只会带来全面战争的爆发和人类的彻底毁灭。我们必须勇于面对这样的错误观念——每个想要终结军备竞赛的人肯定是不重视美国的国防工作，肯定是对共产主义缺乏判断力。我认为这种错误观念堪称“核问题中的麦卡锡主义”。因为寻求办法摆脱现在这种核竞争的困境——寻找谈判的途径，需求共存，避免对抗和战争——是人类历史悠久而光荣的传统。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改变我们的方向，走上唯一有着光明未来的希望之路：不是采取任何形式的单方面行动，而是达成一系列经得起双方检验的协议。
这时候雨停了，学生们回到座位上热烈地鼓掌。我的演说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哈佛校刊《深红》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题为“呼吁裁军的资本家”；《时代》杂志和波士顿当地的报纸也刊登了我的讲话。很快，我收到了更多的演讲邀请，一时间我发现自己变成了控制军备的代言人。在此之前我对“核冻结运动”并没有太多关注，但当时世界各地各种反核武器组织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而我对核武器所持的怀疑态度正好与他们的关注点相契合。
在哈佛大学、布朗大学这样的地方很容易得到热情响应，因为听众都是年轻的学生。想要说服手握实权的人就是另一码事了。1982年，我得到第一个机会去赢得那些在社会上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我被邀请前往波希米亚树林☾1☽发表演说。这是一个非公开的避暑胜地，接待的对象是两千名全美国最有钱、最有权的人物，像是理查德・尼克松、乔治・布什、亨利・基辛格、雷纳德・K·费尔斯通（Leonard K.Firestone），此外还有科学家、艺术家和前来助兴的演艺界人士。我不是很喜欢那种场合，因为需要参加很多会议、同各种陌生人交谈。但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曾经告诉过我，波希米亚树林夏令营是个光芒四射的地方，如果有机会我应该前去，因为那里的氛围是我在其他的任何地方都感受不到的。
1957年，我父亲去世之后的第二年，我在一位朋友的引荐下加入了波希米亚俱乐部，但除非你有特殊关系，否则要排队等待二十多年才能轮到应邀参加活动，所以我是作为父亲的老朋友洛厄尔・托马斯的客人前往那里的。夏令营的地址在旧金山北边70英里处的俄罗斯河谷，只在每年7月开放16天。夏令营由一百余个小营地组成，每个营地都有个另类的名字，像是“调音师山庄”“大鸟笼”“毒橡树”等等。托马斯是“穴中人”营地的成员，这是最大的营地之一，成员包括埃迪・里肯巴克（Eddie Rickenbacker）以及年迈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