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哈里·布莱克门的最高法院之旅 精彩片段：
第八章 拯救“罗伊案”
在最高法院期间，哈里·布莱克门不时接到反堕胎激进组织的死亡威胁。1985年2月28日深夜，一颗子弹击碎了他位于波托马可河畔的公寓的窗户。起初，人们以为这是反堕胎组织的恐怖行径，但警方很快查明，这颗从远处射来的子弹，完全属于意外走火，并非针对布莱克门本人。不过，枪击事件还是极大影响到这位大法官的生活。最高法院安保部门认为，再让他亲自驾车上班，已非审慎之举。从此，布莱克门不能再开着那辆大众甲壳虫车出入法院车库，上下班都得靠专车接送。虽然来回不过几英里，与自驾车相比，专车也更加方便，但出行方式的改变，还是每日提醒着布莱克门：“罗伊诉韦德案”已成为他生活中无法逃避的烙印。
其实，他根本没必要被提醒：1980年代中期，“罗伊案”再次成为政法两界的争议焦点。新堕胎案纷至沓来，每起都是对最高法院既往立场的检验。1973年加入“罗伊案”多数意见的大法官们，或年事已高，或光荣退休，有的甚至已转变立场。首先是威廉·道格拉斯，他于1975年退休后，布莱克门将希望寄托在继任者约翰·保罗·斯蒂文斯身上，后者已在1980年的“海德修正案”案件中支持了布莱克门，以后自然会投票反对任何推翻“罗伊案”的企图。波特·斯图尔特已于1981年退休，继任者桑德拉·奥康纳在1983年的“阿克伦市诉阿克伦生殖健康中心案”中的投票立场已充分显示，她不太赞同布莱克门在“罗伊案”中的观点。1985年开庭期，波澜再兴，掀起这场风波的，是沃伦·伯格。
最高法院受理的这起新案，名为“索恩伯勒诉美国妇产科学学会案”(Thornburgh v.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0 原告挑战的是宾夕法尼亚州1982年发布的《控制堕胎法》本案与“阿克伦案”有一定差别：首先，里根政府要求最高法院推翻“罗伊案”；其次，伯格经过几年鋳躇，最终决定背弃“罗伊案”判决。布莱克门在卷宗内夹了张纸条，上面写道：“我们再度确认了‘罗伊诉韦德案’的原则，当时，我们在首席大法官带领下，以7票对2票达成判决，如今，或许基于个人的某些考虑，他已背弃了当年的想法。”尽管布莱克门已预见到伯格的立场转变，他仍然很难接受对方这种背叛。他收到拜伦·怀特的异议意见后，在空白处写道：“好啊，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根本就不喜欢‘罗伊案’判决。奥康纳和伦奎斯特肯定会加入这份意见。但是，当年加入‘罗伊案’多数方的首席大法官怎么能这么做？”
事实上，伯格没有加入怀特的异议意见，他以个人名义发布了一份异议意见。他说，最高法院居然废除了宾州法律中的“基于了解基础上的同意”条款，这实在令他“深表惊骇”该条款要求，医院应每隔两周向孕妇提供一次胎儿发育情况报告，并告诉她堕胎将导致“生理和心理上的多重负面效果”伯格追问：“最高法院的意思难道是，宪法禁止医生就这类关键信息与孕妇们沟通吗？”如果最高法院真这么想，“那我将支持重新审视‘罗伊案’。”
奥康纳也提交了她的异议意见。“我必须承认，我不仅质疑最高法院的智慧，也怀疑最高法院这么做的合法性。我们怎么能够置相关利益于不顾，就仓促判定州法中的堕胎限制条款无效？”布莱克门在这份意见上打了一个惊叹号，批注道：“她就是反对堕胎”。
布莱克门主笔撰写了这起案件的多数意见。其实，所谓“多数”也只是5票对4票的勉强多数。他在初稿中，直接批评了首席政府律师提交的诉状中关于推翻“罗伊案”的呼吁。他指出，宾州辩称，相关法律条款符合“罗伊案”判决精神，这样的说法实在过于牵强。布莱克门写道：“在没有任何类似请求的前提下，首席政府律师居然让我们抛弃既往判例确立的宪法原则，这实在是匪夷所思，我们拒绝这么做。”斯蒂文斯和鲍威尔劝布莱克门删去这段直截了当的批评。鲍威尔认为，判决意见应直抒胸臆，他说：“要让那些赞成‘罗伊诉韦德案’判决的人们，从中直接解读出您的态度，10页纸篇幅就足够了。”
布莱克门接受了上述建议。1986年6月11日，“索恩伯勒案”宣判时，他调整了多数意见最后一段的措辞，不仅重申了“罗伊案”要旨，还史无前例地直接从女权角度阐述了本人立场。“长期以来，我们审理的一系列案件都承认，宪法保障个人自由中特有的隐私领域，而这一领域不容政府涉足。”他说。“这一保障，既适用于男性，也适用于女性。没有什么案子，能够比女性——在医生指导下，或在‘罗伊案’确立的原则限制下——自主决定是否终止妊娠更关系到个人隐私、尊严和自主权的了。女性自由决定终止妊娠是项基本权利。在我看来，其他措施难免挂一漏万，惟有采取现在的做法，才能平等保障所有人的权利。”
伯格的背弃，只是未来几年巨大转变的前兆，这一转变将把“罗伊案”不断推向险境。“索恩伯勒案”宣判6天后，伯格宣布退休（在此期间，大法官们仍在为“达登案”争辩不休）里根总统提名伦奎斯特接替伯格出任首席大法官，并选择安东宁·斯卡利亚递补伦奎斯特升职后留下的空缺。斯卡利亚来自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是一位富有声望、言词犀利的保守派人士。即使不考虑伯格在“索恩伯勒案”中的背弃，总统的新任命必然会使大法官内部增加一张对“罗伊案”的反对票。不过，布莱克门所属的“罗伊案”多数方尽管减员，但阵营还算稳固。
此时，伯格与布莱克门的友谊已彻底完结。两人几乎不再通信。“沃伦·伯格宣布退休。”1986年6月17日，布莱克门在“重要大事记”中如是记录。1989年，他婉拒了威廉·米切尔法学院的一项邀请。这所学院是伯格的母校，它希望布莱克门能出席“沃伦·伯格法学图书馆”的奠基仪式。1993年，伯格夫妇结婚60周年纪念之际，布莱克门这位前伴郎致信祝贺，并回忆起当年的蜜月之行。“我清晰记得，当时还是十一月的明媚天气，那部小车一路飞奔，朝华盛顿方向驰去。”他写道。“从那时至今，你已拥有许多成就。”一个月之后，伯格才回信。他说自己之前都在住院，“时光飞逝，我们对之已习以为常，致以最深切的祝福”这封信是由秘书代为署名的。
哈里·布莱克门与沃伦·伯格的关系错综复杂，渊源甚深，终其一生，都充斥着盘根错节的恩怨纠结。若想细致描述这段友谊如何完结，恐怕一言难尽，因为它并不是一两起事件所导致，更非起因于特定案件上的激烈冲突，可以说，它是一连串失望累积叠加的结果，如滴水穿石，经多年磨蚀而销。俩人彼此的期待，都有些不切实际。其实，他们成年之后，生活即相隔千里，表面款曲相通，却并非真正相知。伯格在最高法院的第一年备感孤单，曾向老友寻求安慰，布莱克门在给出各种热情建议的同时，误以为自己将是伯格一生的知己良朋。但是，当他以新人身份进人最高法院，艰难熬过调整期时，伯格已恢复常态，朝着自己的既定目标迈进了。
伯格当初确信布莱克门会支持他的事业，但两人的许多理念根本是南辕北辙。没过多久，这些裂痕就显现出来。根据南卫理公会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科比尔卡的统计，布莱克门在最高法院头五个开庭期（1970年至1975年）在87.5%的案件中与伯格意见一致，只在13%的案件中与自由派领军人物布伦南意见一致。但在接下来的五个年头，也即1975年至1980年，布莱克门在54.4%的案件中加人了布伦南一方，只在45.5%的案件里站在伯格一方。在他与伯格共事的最后五年，他在70.6%的案件中支持布伦南，仅在32.4%的案件里支持伯格。
两人长期的友谊之所以破裂，当然不能完全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来解释。比如，布莱克门与威廉·伦奎斯特虽然在许多重大议题上观点迥异，但两人的关系一直不错，都相信对方观点对事不对人。但在布莱克门眼中，伯格向来喜欢把意见之争看作私人恩怨。“我不知道他期盼我怎么做，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不可能指望我成为他的意识形态的复制品。他很清楚，我不是这样的人。”1996年，布莱克门在《威廉·米切尔法律评论》上一篇回忆伯格的短文中说道，“所以，每当我不同意他的意见，他会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而且表现得特别明显。”
布莱克门自己也是一个脸皮很薄的人，对伯格的轻慢尤为敏感，哪怕这种轻慢并未包含太多个人情感。1977年开庭期期间，布莱克门由于要动前列腺手术，错过了十二月的言词辩论，随后两周内，他没有得到任何撰写判决意见的机会。第二年四月，他致函伯格，信中列举了本开庭期内每位大法官撰写多数意见的数量。伯格与斯蒂文斯最多，每人14件。布莱克门最少，仅有10件。布伦南虽然也错过了几次言词辩论，但撰写意见的数量却比布莱克门多。他告诉伯格，这么少的数量，“让我有受辱的感觉，而且是当众受辱。”那年六月，也就是“巴基案”悬而未决那段日子，伯格在布莱克门履任一周年之际送来一张便条，语气与往年已有很大不同：“振作点儿——最艰难的日子都过去啦！”
布莱克门在他的“重要大事记”内，经常记录伯格的无礼行为。“首席大法官头一回这么冷静。”布莱克门在1980年开庭期之初记道。“首席大法官总在会议上和我过不去。”他在1985年2月15日写道。其实，他每年的“重要大事记”里，多半记录的是家庭琐事或公共事件，很少谈论最高法院内部事务。从布莱克门的记录可以看出，他太容易被伯格的不敬之举冒犯了。他对“明尼苏达双胞胎”的提法非常敏感。这是他进人最高法院之初，媒体贴在他身上的标签。多年之后，他还提起这个绰号：“大家都以为我在投票时，会紧跟新任首席大法官。我提醒过他，但他丝毫不以为意。当然，我俩后来分道扬镳，这一说法自然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