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哈里·布莱克门的最高法院之旅 精彩片段：
第五章 渐行渐远渐无书
1974年11月1日，圣诞假期到来前，大法官之间开始传阅首席大法官伯格的一份备忘录。他建议举行一个由大法官与最高法院全体职员参加的圣诞派对。至于时间，他认为，12月23日当然最为理想，但12月12日和19日貌似也不错。威廉·道格拉斯迅速回复，并将回复交其他大法官传阅。“亲爱的首席，”这份复函开头说，“最高法院的圣诞派对一向不错，不如今年连开三场好了，12月12日来个宁静的预热，12月19日逐渐升温，12月23日那场就让大家的热情彻底绽放！”。
这就是道格拉斯的个性：对厄尔·沃伦的这位继任者极尽嘲讽、挑畔之能事，毫不掩饰自己的蔑视之意。而且，嘲笑伯格那些因循守旧的条条框框，实在是太容易了。伯格总试图把这群个性各异，又非常难搞的老头儿们笼在一块儿，难免经常自取其辱。就以大法官们的生日为例，一旦有人过生日，伯格总喜欢把全体大法官召集到餐厅，开红酒祝寿，压根儿不在乎这些65岁或75岁的老人家是否有心情和大家一起庆祝生日。而且，一旦有人在夏季闭庭期过生日，就得等到新开庭期开始，全体大法官聚齐后，再举行生日宴会，伯格本人的生日就是9月17日，那天也是1879年费城制宪会议代表签署新宪法的日子。对于这类庆祝，伯格传给大家的备忘录通常是这样表述的：“所有在九月和十月过生日的人，我们将在9月29日，星期二的午餐会上为他们庆祝。”
年事已高的道格拉斯正变着法儿嘲笑首席大法官，但是，威廉·伦奎斯特却希望在增强大法官们的凝聚力方面有更多作为。伦奎斯特刚满50岁，是最高法院近十年来最年轻的成员。他从未当过法官，又错过了成为司法部长的机会，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之间相对孤立，又略带疏离的人际交往方式，也让他很不适应。他打算寻找机会，活跃最高法院内的社交生活，至少让气氛稍微轻松一些。比如，1972年开庭期末，伦奎斯特通知所有同僚，说他在办公室的故纸堆里，翻出一篇名为“致一位英年早逝的法官助理”（To a Law Clerk Dying Young)的诗稿。他说，诗的作者“名叫施梅克曼，又或施摩克曼（字迹不清，不太好认）显然曾是这里一名法官助理。”伦奎斯特认为这首诗“情真意切，令人动容”颇“适合在聚会时公开朗诵”(当然，没有记录证明最高法院后来举行过这么一场诗歌朗诵会，也无法证明这首诗确实存在过。
第二年，伦奎斯特撰写的一则备忘录又开始在大法官之间传阅，他提出了更多具有创新价值的提议。其中一项，是在每天言词辩论结束后，空出一段“咖啡时间”供大法官和他们的法官助理交流感情。“我认为，听完一天的言词辩论，如果大家拖着疲惫的身躯，直接蹒跚踱回办公室，未免显得垂头丧气，有伤士气。”伦奎斯特写道。他同时抱怨大法官们的餐厅“虽然奢华典雅、古色古香，却给人一种阴郁沉闷的感觉”伯格对伦奎斯特的提议并不热情，因为每个人都很忙，没人挪得出喝咖啡的时间。“我个人只可能在那儿待一会儿，或者不参加，只有这两种可能。”伯格在写给伦奎斯特的信函内还附带了一句：“我与自己的法官助理每两周一次的聚餐，现在很难腾出时间参加了。”
圣诞派对给了伦奎斯特一个新的机会。“我搜集了些讽刺喜剧，或许可以在圣诞派对上表演。”他用备忘录通知其他大法官。“可以找几个人来模仿最高法院几位资深成员：首席、道格拉斯和布伦南。”他说将会找几名法官助理来表演，但也补充道：“如果大家觉得这样不太合适，就当我什么也没说。”
那天的派对到底上演了什么节目，目前已无据可查。不过，至少有两位资深大法官被伦奎斯特的提议逗乐了。“如果您打算找几个人来模仿三位资深成员，我当然不会反对，”道格拉斯对他说，“我惟一的要求是，如果你们由此联想到什么个性上的缺点，最好归咎于其他二位。”信末，他还特意添了句话：“根据我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理解，您享受绝对的豁免权。”布伦南的回复是：“我经常接触这类案件，所以，我完全赞同道格拉斯兄对圣诞短剧的意见。当然，也包括所有缺点归于其他二位这一点。”
大法官们在台下的刻板正统，与他们在审判席上的不拘小节，形成了鲜明对比。最高法院每天要进行4个小时的言词辩论，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中间只有1个小时的午餐时间。在审判席上，大法官们只好通过互相传纸条来自娱自乐，讨论话题形形色色，既有案情进展，又含社稷民生。一天的时间如此漫长，并非每场辩论都能引人入胜，大法官们偶尔难免分神。“比尔一你今天安静得可怕！没什么事儿吧？”布莱克门问布伦南。“我只是觉得很无聊，之前那场辩论实在糟糕透顶。”布伦南答道。
布莱克门收藏着这些小纸条。它们多是从印有最高法院抬头的便签本上扯下，上面有大法官们的潦草字迹，反映了最高法院的生活点滴。“你想做我这份工作么？”伯格在传给布莱克门的便签纸上，写下这样几个大字。那是1974年初，伯格刚刚在法庭上被气得暴跳如雷。
1973年，最高法院开庭审理一起性别歧视案，道格拉斯传来一张纸条，上面写有对简·皮克尔的评价。皮克尔是一位女教师的律师，挑战的是某校区拒绝支付女教师分娩期间薪水的政策。道格拉斯的纸条上写着：“您觉得应如何改善这位女士的处境——比如该去哪儿吃饭？”1973年10月，波特·斯图尔特钟爱的“辛辛那提红人队”在大联盟比赛中输给了“纽约大都会队”他的法官助理递给他一张纸条，他浏览完后又传给布莱克门，上面写着：“副总统阿格纽辞职！大都会2:0胜红人。”
布莱克门通过做笔记，保持自己对庭审的注意力，笔记内容简明扼要，几乎没什么废话。他会用一支普通铅笔，记下律师发言的关键词、要点或概念。有时会用绿色圆珠笔记下自己的看法。“咱们开始吧！”1977年，当关于平权措施的“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Regents of the Universify of California v.Bakke)开审时，他写下上面那段话。
他有时会依据不同标准，给律师们的表现打分：有时用字母评分，有时用数字评分，如1-10分，又或1-100分。他偶尔会在开庭时简单记下出庭律师的样貌，通常没什么好话，一些记录只是为方便记忆，不适合公开。“好舔手指。”他偶尔会这么描述一位律师。有时，他会简单记下“秃顶”或“长发”“巴基案”中，出庭辩论的哈佛法学院教授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担任过首席政府律师，布莱克门对他的描述是：“听力不行，过分殷勤。”只给了考克斯80分。他给出的最高分之一，是针对耶鲁法学院教授亚历山大·比克尔的表现，后者代表《纽约时报》参加了“五角大楼文件案”的庭审。比克尔得到了“A-”的评价，甚至被布莱克门用“可爱”形容，尽管布莱克门在这起案件中，并没有支持媒体一方。来最高法院出庭的女性不多，布莱克门通常会记下她们的装扮。“白裙、有活力、好姑娘。”他这么形容佐治亚州助理司法总长多萝西·托特·比斯利，后者代表佐治亚州出席了“弗曼诉佐治亚州案”(Furman v.Georgia)的庭审。法学教授露丝·巴德·金斯伯格第一次代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最高法院出庭时，布莱克门评价她“非常精确”到她第五次出庭时，金斯伯格已算最高法院的“熟面孔”了，布莱克门记下的是：“红色裙装出场。”
布莱克门不太喜欢其他大法官在审判席上窃窃私语，布伦南与怀特就经常这么干。有一次，布莱克门传了张纸条给伯格，威胁说要退出庭审，因为“我一整天都得在喧闹嘈杂声中听审，3个小时里，这种杂音一直持续不断。”伯格回复说，他会给不守规矩者发份备忘录谈谈此事，但没有证据表明他后来这么做过。邻座的伦奎斯特很同情布莱克门，试图提出一些有用的建议。他曾写过一张纸条，回应布莱克门的抱怨，上面说：“您可以选择合适时机对律师说，你能说大声点儿么，我听不清，我们审判席上正有些内部讨论，我认为这么说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还有一次，伦奎斯特尝试着解释布伦南的行为：“有些辩论确实很无聊，我想，比尔在开庭前，就已经知道该怎么投票了。但他还是应该消停一点儿（像拜伦那样）不要影响别人听审，更别给律师留下无礼的印象。您认为适时提醒一下他们会不会好一点儿？”尽管布莱克门抱怨了好多年，还留下过写有“这真是一个粗鄙无礼的法庭”字样的纸条，但他从未和那几位不守规矩的法官起过冲突。
1970年代初，最高法院一年审理140起案件，与过去十年每年不到100起的案件数量相比，效率显然大幅提升。（最近几年，最高法院每个开庭期只审理70至75起案件。尽管道格拉斯常抱怨活儿不够做，但绝大多数大法官都有些不堪重负。布莱克门每天早上7点来到最高法院，在咖啡厅与法官助理共进早餐，他总是点一份炒鸡蛋、两片葡萄干吐司。他一般会在法院待到晚上7点，经常一个人在最高法院图书馆留给大法官们的房间工作，走时还会带满公文包文件回家。1972年，鲍威尔提出一项机制革新的建议：每位大法官派出他们的法官助理，对数以千计的调卷复审令申请进行审查、遴选，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调卷池”（Cert Pool)0布莱克门是最早加入这项工作的大法官之一，而且，他会像其他大法官一样，要求助理在他办公室内再审查一次调卷复审令申请。他会亲自审阅助理们的工作，不仅会订正拼写或标点符号中的错误，对意见草稿中援引文章的准确性，也会一一悉心校正。很少有大法官像他这么细致认真。
不只是工作节奏，这一时期，待审案件表上的案件种类也形形色色，令人眼花缭乱。1974年2月某周，最高法院宣判了4起案件，判决意见加起来共有307页。其中，布莱克门撰写了3份多数方意见：一件涉及《信息自由法》（“复议委员会诉班纳克拉夫特制衣公司案”［Renegotiation Board v.Bannercrqft Clothing Co.,Inc.］)一件关系到印第安人居住区内的福利政策（“莫顿诉鲁伊兹案”还有一件涉及州界争议（“密西西比州诉阿肯色州案”［Mississippi v.Arkansas］)。第一起案件以5票对4票定案，第二起为一致裁决，第三起案件的结果激怒了道格拉斯，只有他一人发布了异议意见。在第一起案件中，与布莱克门共同处于多数方者，几乎包含了最高法院各种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伯格、布伦南、怀特、伦奎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