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缘与人缘 精彩片段：
我的气功经验说——从一泓止水到手舞足蹈
我和气功结缘已有三十年。那是从60年代初美国时兴的一种养生活动“静坐”（meditation）开始的——那时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当兼任副教授，专任中文图书馆主任。
哥大那时是全美“中国学”中“民国史”这一科的重心。我不但是当时哥大所特有的“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两位全时研究员之一，也是当时全美搜集和整理民国史料的少数专业人员之一，更在哥大研究院教授两门有关的课程。其时我正值壮年，精力旺盛而工作认真，白昼为大学工作鞠躬尽瘁，夜晚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时常忙个通宵。我和老胡适之先生一样，对哥大这个“母校”真是忠心耿耿。我私人的研究工作是配合着大学的需要设计的，所以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一半也是大学工作的一部分吧。
记得那时每晚晚餐之后，我都是回到校内研究室工作的，有时迟至午夜一两点还未回家。一次我在午夜之后，还捉到一个偷书之“贼”呢。原来他是一位有精神病的校外研究员，他在书库内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夜半1时。他在这漆黑一团的八阵图内着慌了，乃在书库内乱闯起来。我那时正一人一灯在书库内看书，听到异声，知是有贼，乃关灯夹尾而逃。不顾数寸积雪，我只穿件衬衫，便疾跑至校警室召来四个校警，把他一网成擒。原来他不是雅贼，而是位贪睡的精神病患者。
那时我时常深夜不归，朋友们发现我如此用功，有位朋友曾向我老伴说：“他如此用功，并未‘用’出些什么东西来嘛！”朋友所说的东西，显然指的是著书立说，他不知道我的兴趣是读书。古人说：“读书最乐。”连十二岁的胡洪骍也会说：“我不觉得读书是什么苦事。”正是这种不足为外人道的乐趣。
其时我为大学勤勤恳恳地工作，为自己认认真真地读书，虽无名无利，也倒心安理得。本图“万人如海一身藏”，做个不虞冻馁的读书人。谁知人毕竟是社会动物，在任何社会里你都是藏不了的。你读书、教书、写书、管书……往往都是你的包袱，成绩愈好，包袱愈重。在那同一时期太平洋彼岸被“揪斗”的“白专权威”的遭遇不就是这样吗？他们的罪名是他们的“权威”。我虽非权威，但是遭遇则一，所受精神折磨也是具体而微，大致相同。你为大学尽忠尽孝半辈子，如今拂袖而去和恋栈不去，精神痛苦都是一样的。在精神濒于分裂状态之下，唯一自救之术，便是找一个精神避难所——这个避难所我终于找到了，它的名字叫“静坐”。在静坐中我才逐渐体会了我国古圣先哲的教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我对“静而后能安”的体会，真是得其三昧。静坐乃变成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静”是一泓止水，在微波不兴的状况之下，进入心安理得之境；心安理得之余，才能对天下事物的本末终始有清晰的认识。
在哥大中文图书馆内我也读了些佛经和道藏，再配合起耶教《圣经》的教义，我发现在所有宗教中“静而后能安”都是他们的共同基础。儒、佛无神，道、耶有神，认识不同，基础则一也。这时我对本师胡适之先生的禅学也感到不足了。胡之对佛，有其知识（knowledge），而无其体验（application）。吾人对“不立文字”之教，只可以“坐禅”来体验之，书本知识，终嫌不足也——我对“坐禅”因而也发生了兴趣。
“静坐”与“坐禅”，方式无殊也，而其内涵则有“止水”、“流水”之别！
“大学之道”近于“坐禅”，这是宋明诸儒体会出来的——其境界则较今日西方时兴的“静坐”又高出一筹了。
在领悟“坐禅”的过程中，我受老友沈家桢先生的影响很大。最近承星云大师之约和他们师徒一道去大陆朝名山、弘佛法，我的体会也很多。家桢先生曾劝我说：“练习‘打坐’，要找个师傅指点指点。”但是我对“打坐”，只觉得它是对修身养性有好处，并无意深入，要把涓涓细流，流入沧海，所以我一直只是个“单干户”的“静坐者”（meditator）。个性急躁而直率，退而省其私的静坐对我自己的修身养性的好处，是说不尽的。
静坐对我说来虽是很好的习惯——尤其是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宛如救火的纽约市，但我一直没有把静坐和气功联在一起。
我第一次知道点气功常识，是从我的一位妹妹那里听到的。我这位妹妹在50年代读大学时是共青团员、中共的狂热拥护者，可是在60年代“文革”期间竟然数度被迫自杀未遂，后来在北大荒劳改营内又受尽折磨。在身心交瘁的情况之下，我们兄妹一别二十五年之后再次聚会了。我看她濒于崩溃的身心，真为之痛惜担心。她在1981年和我老伴初见时，她这位嫂嫂对她健康条件之坏，也深感惊悸。
一别六年，1986年我们两家又重聚了。1986年的妹妹简直换了个人，她健康、活泼，甚至恢复了我对她童年的印象，她嫂嫂也说她比1981年的她还要年轻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