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缘与人缘 精彩片段：
父子之间——殷志鹏博士编著《三地书》序
老朋友殷志鹏博士给我一本书稿，要我替他写一篇序。我收到他的稿件已经两年多了，却一直没有动笔。事忙人懒之外，还有一层原因使我迟迟握管，那便是：我觉得这是一本很不平常的书——也可说是一本奇书吧。我读后竟为之掩卷叹息，甚至沉思流泪。
几十岁的人了，一生所经历的生离死别、国破家亡之痛，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经过这种波涛风霜的人，在感情生活上说，也可算是槁木久枯、铁石心肠了。但是读完这本书，竟为之默坐垂涕，也可说是很不平常了。我认为我应该为这部奇书好好地写篇序言，好好地想想，然后慎重下笔才对。又有谁知道，一个事忙又不善于支配时间的人，慎重却变成了拖的借口呢？
这是一本怎样的奇书呢？且让我慢慢道来。
这本书本质上是一本书信集——是一位居留在中国大陆的父亲殷福海写给他那位在海外漂泊的儿子殷志鹏的信。这位父亲在他们父子分别后的二十六年中的十三年——其中另外的十三年他们失去联络——一共向他那旅居在台湾、伦敦、纽约三地的儿子写了一百六十九封信。现在这位父亲过世了，他的儿子在他的一百六十九封遗书中，选出了九十一封刊印在这里，作为纪念公诸大众，也传诸后世。
写家书，然后出集子，以便扬名后世，这本是我们中国传统文人的老玩意儿，没啥稀奇。不过这些老玩意儿，原只限于名流学者和党国要人的，一般平民百姓是根本不会想到来干这种无聊之事的。而这本奇书之所以为奇，便是它的主要作者——殷福海——却是中国社会上普通而又普通的平民。用一句当今大陆上所流行的“划阶级”的术语，这位殷老先生的“阶级成分”只是一位“市平”（城市平民）或“市贫”（城市贫民）。他既不能参加去“革”人家的“命”，也没有资格被“革”，讲一句美国土语，在社会上他实在只是个nobody。
福海老先生一辈子只受了些极起码的所谓旧式教育，读了一些《儒林外史》上所说的“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一类的书；年长时再自习一点“四书”、“五经”和《古文观止》，来个经世而不致用。
这样出身“市平”的老人家，他一辈子也不可能会想到要于身后出一部《殷文正公家书》来教训教训他那得了双重博士的儿子和媳妇的。他只是生有书法天才，写了一手工整的小楷。所以他一辈子也就靠替人家写字、抄书、写公文过日子——在那中文打字机还没有普遍流行的时代，做个司书、录事或缮写员等最起码的小职员或公务员，来养家糊口。
这种录事一类的工作人员，在抗战前那比较安定的社会里，靠升斗之俸也还可勉强免于饥寒；可是在抗战后期和胜利之后那种物价一日数变的恶性通货膨胀的社会条件之下，就难以为生了。据我个人所知，在战后南京各机关就有这样的职员因贫病而自杀的，其中一位留给他妻子的遗书便只有短短几个字说：“××，我自私了。”
这一阶层的公教人员，在南京易手之后而沦为失业的“市贫”，其境况就更不堪想象了。殷福海老先生便是这样一位滞留在南京的市贫。
在我国百事皆无保险的传统社会里，一个苦难的人或家庭，他们心里所寄托的最大期望，便是有个有造就、有前途——尤其是能升官发财的“佳子弟”。一旦“刘公得道”，他们纵不能“鸡犬升天”，至少也可免于饥寒。这一期望也就是我国传统中“有子万事足”和“养儿防老”等心理状态所滋长的社会背景。这种传统落后的社会经济制度不改变，而要强制执行男女婴平等的“一胎制”，狠心的父母就要选择“溺（女）婴”的残忍道路了。结果女婴死绝，男婴宠坏，其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本书的主要作者殷老先生，那时便是个有四个儿子的幸运老人。他甚至无力能把一个儿子抚养成人并受完满教育，但是儿子的自动成长，却变成他老人家其后领不完的退休金和开不尽的金矿。本书编著者殷志鹏博士便是老人的次子。在1948年的冬季，当共产党军队渡江前夕、南京岌岌可危之时，他撇离老父和两个幼弱的弟弟，与长兄随军撤往台湾。这时的殷志鹏博士还只是个十五岁的难童。
照常情来说，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在兵荒马乱之中随败军而去，对一位父亲该是如何沉重的心头负担：他的饥寒衣食、生死存亡，为父的能不日夜心焦？殊不知在那个濒临饥饿边缘的岁月里，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竟成为挨饿老人的唯一的希望。在南京的父亲开始向在台湾嘉义的儿子告急乞援，这样便开始了这本《三地书》中的“一地书”——南京向嘉义所写的信。
从1949年1月27日起，到同年4月12日止，两个半月之内，殷老先生向儿子写了十封信。这十封信的性质，大致和其后一百五十九封信都差不多，在内容上是一边倒的——老子要饿死了，儿子赶快寄钱来。
殷福海是位很传统的中国父亲，向儿子要钱，视为当然。殷志鹏也是个很标准的中国儿子，虽然只有十五岁，他也认为节食事亲是义无反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