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吻与诉说 精彩片段：
十 寻找结局
要写好一部传记，诀窍是知道什么时候停止。“一部传记要么长如鲍斯韦尔所写，要么短如奥布里所写，”——利顿·斯特雷奇☾1☽如是说。詹姆斯·鲍斯韦尔为约翰生写的长达1492页的超级传记与约翰·奥布里为十七世纪名人写的每人一页的节食式的速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产生了《约翰生传》的博大而又详尽的写作方法无疑是极好的，”斯特雷奇承认道，“然而，如果写不了那么长，我们也不必搞折中；那我们就取其精华，用一两页的篇幅勾画出一个生动的人物，不做解释，不用转折，不加评论，不说废话。”
他说得很对。把一个人的一生安排在一个烤面包片大小的空间里，这一点很有吸引力。下面是奥布里正在为某一位名叫理查德·斯托克斯的数学博士画的速写：
其父为伊顿书院毕业生。他在伊顿长大，就读国王学院，师从奥特雷德先生，学习数学（代数）。沉湎于专业却很清醒，恐怕就像一只破裂的玻璃杯。成为罗马天主教徒；在列日结婚，婚姻不幸福；养狗、猫等；入苏格兰籍。因债务在纽盖特坐牢，1681年4月死在狱中。
下面是一个烤面包片：
尽管斯特雷奇对《约翰生传》表示认可，但人人都能感觉到，与鲍斯韦尔的繁杂臃肿相比，他更喜欢奥布里的简洁。他嘲笑他的同代人“用没有消化的大块原材料、拖沓的文风、单调乏味的赞颂口气，以不加选择、不加分析、毫无章法的拙劣手段炮制一部部肥胖的……”
对他来说，不幸的是，他的嘲笑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传记作品的篇幅继续在无情地扩大。1918年，一部传记的平均长度为453页，到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这一数字猛增到875页，增长率高达93.2%——大大超过了该时期的预期寿命增长率。
传记篇幅膨胀的原因何在？奥布里简洁明快的人物速写手法为什么总是不合时宜？这种篇幅上的大男子主义起源于何处？是因为人们相信越长就一定越好吗？
部分原因可能是不确定危机。人们无法确定要了解一个人重要的是了解他什么。由于没有明确的答案，于是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什么都重要。他们甘愿放弃神圣的选择权利（借口是：传记作家怎么能像上帝那样决定取舍呢？），一切都得包罗进去，不是因为有人说有价值，而是因为它发生在主人公的身上。既然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自然也应该是他的传记的一部分。
奥布里所了解的理查德·斯托克斯博士的轶事趣闻可能还有一百多件。比如说，他可能知道理查德多长时间出去散一次步、他的手帕是不是绣花的、他是否更喜欢吃芥末而不太喜欢吃辣椒、他的马叫什么名字、他能背诵《圣经》里的哪些段落。尽管这些都是理查德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奥布里肯定认为，对于他的写作任务来说，这些细节都是他手头的附件。就是说，在只有一块烤面包的空间里加进过多的材料，以期让死人复活，只会把一个人的生平降低为基本特征的综合。
这跟约翰·济慈☾2☽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大相径庭的。诗人在写给哥哥乔治的一封信中表达了想了解伟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强烈愿望。他对哥哥说，他是在背对着火炉给他写信，“一只脚歪斜地放在地毯上，另一只脚的脚后跟微微抬离地毯……这些都是小细节——可我想知道任何一位伟人生前两脚这样放时是不是也感到很舒服：我想知道莎士比亚开始写‘生存还是毁灭’时坐的姿势。”
莎士比亚的坐姿？济慈当时是认真的吗？任何一个对哈姆雷特的巨大痛苦感兴趣的人真的会关心莎士比亚的坐姿吗？更何况是写过《爱情这里来》和《歌鸫的话》的伟大浪漫主义诗人呢？不过，假如我们设想莎士比亚的那一行是坐在椅子上、趴在桌子上写的，当时他的两只脚都放在地上，两只手都放在桌子上，因为是在一个春天的上午，天暖和得不需要关窗户，所以壁炉里没有生火，难道我们就能够说对诗人莎士比亚以及他的任何一部戏剧（《暴风雨》中的令人费解之处、《李尔王》的象征意义、《驯悍记》的寓意……）真正理解了吗？换个方式，为了避免例子太缺乏戏剧性，我们不妨再设想，莎士比亚正坐在“环球剧院”☾3☽里观看《裘力斯·恺撒》的演出，突然对剧院里观众之稀少、支付演员薪水之困难、演艺界竞争之激烈、扮演勃鲁托斯的演员演技之拙劣忧心忡忡。他叹了口气，问自己这一切麻烦是否值得。他当时可能想到过要把类似的想法通过他正在写的剧本的主人公的嘴说出来。于是他跑到后台，抓起一支笔和几页纸，坐在一摞紫色窗帘上写起来。他把纸放在右膝上，左膝蜷曲在右膝下，一只手扶着地保持平衡。
也许没有人愿意拿两张观看《哈姆雷特》的戏票换一张楼座票去欣赏莎士比亚这一幕，但看来济慈的确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尤其重要的是，他在琢磨莎士比亚的坐姿的同时，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坐姿，让后世得以想象他的脚斜放在地毯上，脚后跟稍稍提起的情形。假如济慈仅仅告诉他的哥哥乔治芬尼·布劳恩是如何理解雪莱“情绪低落时在那不勒斯附近写的诗句”的，后人也许永远也无法知道这一信息了。
济慈的信使人想起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一个人的坐姿本身是否有趣，或者仅仅因为或主要因为他写过《威尼斯商人》或《海上十四行诗》才有趣。
有些事情无论谁做都重要。如果一个女人杀死了坐在浴盆里洗澡的男朋友，那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即便那个女人不是夏洛蒂·科黛☾4☽，她的男朋友也不是那个名叫马拉的法国革命家。虽说一个普通男友的死会令邻居们震惊，而马拉的死却可能会改变历史，但杀人行为本身的重要性足以超过“谁被杀”或“谁杀的”之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