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牙_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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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充当节电表率，莱肯菲尔德宅邸里的温度给调低到华氏六十度，比其他政府部门还要低两度。我们穿着大衣、戴着手套工作，有些家境优渥的姑娘刚度完滑雪假，头上还戴着绒球羊毛帽。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了一块毛毡，垫在脚底下，抵挡从地板渗上来的寒意。双手保暖的最佳方式是不停打字。如今既然火车司机们为了支持矿工拒绝加班，那么估计发电厂的煤只够用到一月底，到那时国库也该空了。伊迪·阿明在乌干达组织了一场募捐，要给穷困潦倒的前殖民地主子送一卡车蔬菜，但愿皇家空军乐意来接收。

从父母家里回到卡姆登时，有一封汤姆的信在等着我。他打算从他父亲那里借辆车载着劳拉回布里斯托尔。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她跟家里人说她想把孩子也带回去。围着圣诞火鸡，一家子互相嚷嚷。可是收容客栈照例只能接待劳拉与其他成年人，他们无法替她照管孩子。

他打算到伦敦来，这样我们就能在新年团聚。可是三十号他又从布里斯托尔发来电报。他还没法离开劳拉。他走不开，得想法把她安顿好。我只好跟另三位房客一起参加莫宁顿新月街的一场派对来迎接一九七四年。在那套拥挤邋遢的公寓房里，只有我不是律师。我在那种临时搭的桌边，将微微发热的白葡萄酒倒进一只用过的纸杯里，此时有人在我屁股上拧了一把，下手可重了。我飞快地转过身发了一通火，没准还发错了对象。我早早告退，回到家，一点钟上床，仰面躺在冰冷的黑暗中好不自怜。睡着之前，我想起汤姆跟我说过，劳拉那家收容客栈里的工作人员是多么能干。既然如此，那他还说需要在布里斯托尔待上整整两天，这是多么奇怪啊。不过这似乎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于是我沉沉睡去，就连我那几位律师朋友四点醉醺醺地回来，也没把我吵醒。

辞旧迎新，每周三天工作制随之开始，可是我们被官方定义为重要服务部门，必须上满五天班。一月二日，我给叫到三楼哈利·塔普的办公室开会。事先并没有预告，也没指明会议主题。我在十点到达，本杰明·特雷斯考特站在门口，对着一份名单逐一打钩。我惊讶地发现房间里有二十多个人，有两个来自我们那组新人，所有与会者资历都太浅了，没人敢在塔普办公桌边围上的那圈塑料椅子上就坐。彼得·纳丁进来，将整个房间扫了一眼，又出去了。哈利·塔普站起身，也跟着他出去。所以我猜想这个会应该与“甜牙”有关。人人都在抽烟，低语，等待。我挤进档案柜和保险柜之间十八英寸的空隙里。没人跟我说话，以前这种情形会让我心烦，现在不会了。我冲着对面的希拉里和布兰达微笑。她们耸耸肩，眼珠一转，向我示意她们觉得这真是条妙计。她们显然有自己的“甜牙”作家，那些抵挡不住基金会金钱攻势的学者或者御用文人。不过，毫无疑问，没有人会像T·H·黑利那样光芒四射。

十分钟之后，塑料椅子上终于座无虚席。马克斯进来，在中间一排就坐。我坐在他后面，这样他就不会马上看见我了。接着，他转过身，环视整个房间，他在找我，我确信。我们的视线瞬间交织，他随即转过头去，继续往前看，同时掏出一支钢笔。我的视角不太有利，可我想他的手确实在颤抖。我认出有几个人是从六楼下来的。可是处长不在——甜牙并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接着，塔普和纳丁回来了，身边还有一个身材矮小、肌肉健硕、戴着一副仿角质框眼镜的人，头发灰白，理成极短的平头，身穿剪裁合体的蓝色正装，丝绸领带上缀着深蓝色圆点花纹。塔普走到他的桌边，另两位耐心地站在我们面前，等着整个房间安静下来。

纳丁说，“皮埃尔在伦敦工作，他友好地接受邀请，来说说如何在他的工作跟你们的工作之间建立联系。”

这番介绍如此语焉不详，再加上皮埃尔的口音，我们猜测他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他当然不是法国人。他的嗓子是起伏不定的男高音，说起话来有种教人愉悦的小心翼翼的感觉。他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但凡有人不赞同他说的话，他就会根据事实调整自己的观点。我渐渐意识到，在这种严肃而睿智的、近乎略含歉意的态度背后，其实隐藏着无尽的自信。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出身高贵的美国人，后来我了解到他来自佛蒙特州一个颇有根基的家庭，写过一本与斯巴达统治有关的书，另一本写的则是阿格西劳斯二世☾1☽以及波斯的提萨费尼斯☾2☽被斩首的历史。

我挺喜欢皮埃尔。一开场，他就说想要告诉我们“冷战中最柔软、最甜美的部分，也是唯一真正算得上有趣的部分——理念之战”。他想给我们讲三个画面。第一个，他要我们想象战前的曼哈顿，并且引用了一首著名的奥登诗歌的开头几行，托尼曾把这首诗念给我听过，而且我知道汤姆也很喜欢它。在此之前，我并不觉得这首诗很出名，对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可是，听到一个美国人面对我们引用一个英国人的句子，还是相当动人的。“我在一间下等酒吧坐着/就在第五十二号街/心神不定且忧惧……”☾3☽一九四〇年的皮埃尔就是这样，年方十九，跑到市中心探望一位叔父，想到就要上大学便倍感无聊，于是在酒吧里醉倒。不过他并不像奥登那样“心神不定”。他渴望自己的国家能加入欧洲的战局，然后给他分配一个角色。他想当兵。

接着，皮埃尔向我们绘声绘色地说起一九四九年，当时欧洲大陆以及日本、中国都满目疮痍、羸弱不堪，英国已经被一场英勇而漫长的战争压得穷困潦倒，苏联在统计几千万具尸体——而美国的经济却因为这场战争飞速膨胀、生机勃勃，他们刚刚醒悟过来，捍卫全球人类自由的主要职责已经落到了他们肩上，这项新任务真是太棒了。即便在他说这话时，他还是摊开双手，仿佛深感遗憾，聊致歉意。事情本来是可以往别的方向发展的。

第三幅画面也发生在一九五〇年。彼时的皮埃尔，曾在摩洛哥及突尼斯战役、诺曼底登陆、许特根森林战役以及解放达豪的战役中立下战功，在布朗大学担任希腊语副教授，正沿着公园大道向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的大门走去，路上经过一群示威游行者，其中既有美国的爱国人士，又有天主教修女和右翼疯子。

“饭店里，”皮埃尔的说法极富戏剧性，一边说一边摊开一只手，“我目睹了一场即将改变我人生的辩论。”

这场集会的标题没什么特别：文化科学领域的世界和平大会，名义上由一家美国的专业委员会组织，实际上却是苏联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策划的。千余名代表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并没有被虚张声势的公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镇压、清洗、酷刑、谋杀以及劳改营摧毁，至少没有被完全摧毁。伟大的苏联作曲家迪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受斯大林委派，违心地出席。代表美国方面的是阿瑟·米勒、李奥纳多·伯恩斯坦和克利福德·奥德兹☾4☽。上述以及其他名人都对美国政府持批判及不信任的态度，因为它居然要求美国公民把曾经无与伦比的同盟军当成一个危险的敌人。许多人相信，不管他们把多少事情搞得一团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还是站得住脚的。而且这些事件遭到了贪得无厌、利益一致的美国新闻界极大的歪曲。如果说苏联的政策看起来乖戾阴郁或者充满攻击性，如果说他们多少有点倚靠内乱来牟取利益的话，那也是本着自我保护的精神，因为从创立之初，他们就要面对西方的敌视和蓄意破坏。

简而言之，皮埃尔告诉我们，整场会议就是一次替克里姆林宫大肆宣传的特别行动。它在资本主义的首都为自己打造了一个世界性的舞台，在台上，即便与自由无涉，它至少充当和平与理性的喉舌，站在它这边的有数十位德高望重的美国人。

“然而！”皮埃尔抬起一只胳膊，用僵硬的食指往上指了指，他这个戏剧性十足的停顿让我们困惑不已。接着，他告诉我们，就在这座饭店的十楼有一个高级套房，屋里有一群专程来捣乱的志愿者，这群知识分子是由一位名叫西德尼·霍克的哲学家召集的，他们大多都是非共左翼、具有民主精神的前共产党员或者前托派左翼，他们决心向这次会议发起挑战，关键是，不能让疯狂的右翼独霸对苏联的批判权。他们弓起身子守在打字机、油印机和刚刚装好的多条电话线旁，通宵工作，客房服务慷慨地提供了大量零食和酒，帮他们整晚撑下来。他们打算通过各种方式破坏楼下的会议进程，比如提出一些棘手的问题刁难对方，尤其是关于艺术创作自由的问题，同时还会发出一系列新闻稿。他们也声称得到了重量级支持，这份名单甚至比对方的那份更让人印象深刻。玛丽·麦卡锡、罗伯特·洛威尔、伊丽莎白·哈德威克，还有很多来自远方的国际支持，其中包括T·S·艾略特、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和伯特兰·罗素☾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