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刺 精彩片段：
健康
15
高中毕业后的三年里，我一直在大急流城的伊塔斯加社区学院里修读课程，课余时间在一家叫作“闹”的比萨酒吧里打工，店里有棕色的塑料餐桌，桌子上摆着酒瓶形状的花瓶，里面塞满了塑料康乃馨。这项工作唯一的要求就是即使在冬天也要穿黑色短裤，并且要时刻保证沙拉台总是有充足的生菜段和削过皮的胡萝卜。那段时间，我攒钱交了一台雪佛兰科西嘉的首付，尾款付齐后，我便搬到德卢斯生活了几年，主业从事销售工作，兼职做家政。休假的时候，有时我会沿着河边漫步，等着升降桥升起，等着运矿船和帆船一个个驶离港口。我不会和游客一起站在长满草的小土墩上，而是选择走过大桥，坐在坚硬的湾口沙地上。搬到德卢斯的第四年春天，我父亲去世了。我们在漫河举办了丧礼。丧礼之后，我把我的科西嘉撞入树林，只得变卖了车的零件，在双城里找了一份临时秘书的工作。他们把我安排到马妮科趸船公司，专门负责接那些托运废弃钢材和玉米的男人们的电话；他们来自密西西比河下游，声音又粗又哑。我的工作就是安排他们的日程，告知其出差的预定抵达和离开的时间，有时候还要接他们妻子的电话，帮他们找些不回家的借口。我会和其他员工一起在休息室里吃盒饭，下班后，我会走到位于市中心的盐撒大街上的公交车站。透过公交车挂着划痕的窗户，我看到灯光下的雪呈巨大的球状纷纷下落，坠入河里。
维修机械师住在一座曾辉煌一时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的地下室。学生们都住在塔楼里。路边水沟里的光秃秃的杨树幼苗冒出了新芽。当他推开摇摇欲坠的后窗时，我会冲罗姆喊道：“嘿，在这儿呢。”他还穿着他的工装上衣和挂着机油的蓝色工装裤，他的蓝色眼睛会因室外冰冷的空气而氤氲。我会举起冷透了的比萨和六罐装的啤酒。
“嘿，”他会这样回应道，“噢，真的，那是一块墓碑吧？算了吧，你不该买的。”
如果他并没被此番举动打动，那么在微波炉加热比萨的三十分钟内，他会喝掉三罐啤酒。但我不会让他拿我的啤酒，每次他要多拿一罐，我都会把他的手打掉，并且会说：“一人一半很公平。”于是有天晚上，罗姆走进卧室，手里拿着一瓶还剩五分之一的威士忌。他一边对着瓶子大口大口地喝着，一边用干小麦、薄荷和黄瓜快速做一盘标准沙拉。比萨加热的时候，他会给我倒一杯牛奶喝，给我吃几口沙拉、一瓣橘子，然后才允许我嘬一小口他的酒。
“一人一半很公平。”他会如此嘲弄我道。
加热后的比萨上的芝士烫着我们的上颚。当我伸手拿威士忌酒瓶，打算再喝一大口时，他把瓶子放到我拿不到的地方：“吃你的沙拉。”
那是我搬到双城的第一个冬天，罗姆格外喜欢维他命片。他觉得我吃得太差，有一段没有释怀的过去，并且应该去看看牙医。他希望我俩能一起在餐桌上吃饭，因此他在桌子上摆上盘子，并把餐巾对折放好。他迫切地想要养一只宠物——一只拉布拉多黄金猎犬——因为他觉得一只狗能帮我养成更规律的生物钟，让我加强锻炼，也能让我搬来跟他一起住；我们周末可以去德鲁斯，苏必列尔湖的北岸度假，搞个什么该死的篝火晚会。我不知道那都是什么玩意儿。当我对所有这些建议报以不屑的白眼时，他说：“如果你哪里都不去，小侦察女兵，那你就闭嘴。行吗？就闭嘴。”
“我什么也没说。”我抗议道。
“你也不用说。”
吃过晚饭后，有时我们会戴上连指手套，戴上帽子，向着国会大厦的方向，走到几个街区外的电影院看电影。两个座位，两杯可乐，一桶爆米花，我们AA制。罗姆选的电影总是特别吵，全是警察冲着车群开枪的场景；尽管身处血脉偾张的黑暗中，我依旧觉得很宁静。电影越吵，我睡着的速度越快——头倚着座椅靠背，脚怔怔地踩在地板上。我一点也不介意错过车战、爆破的场景。睡着的时候有些重要的事——有些与枪有关的事——发生在我周遭，反而给我一种安定的感觉。
后来，罗姆会给我出题，以查验我是否睡着了。一次我们向电影院外走着，他问我：“有个家伙的脸后来变成鱼了，你看见了吗？”
虽然我经常是没看见的，但我会说：“简直太惊人了！”
我搬到双城差不多八个月后，一年的假期几乎要过完了，我用红色麋鹿图样的纸包装好我的小礼物，用一根细长的绿色缎带打了个蝴蝶结，并带着它在平安夜那晚出现在罗姆的公寓门口。他打开礼物的时候正盘腿坐在乱糟糟的床上，光着两只脚，脚指甲呈黄色；但他穿着一条崭新的牛仔裤和一件按扣黑色衬衣，下摆自然地垂在裤子外面。我看着他用牙把绿色缎带撕咬开，然后从礼物盒里拿出一个狗狗项圈和一根皮革狗链。他费了好大劲儿才解开皮带，但他脸上始终荡漾着欣喜若狂的神色。一个成熟男人的脸上还能出现这样的表情让我感觉有些怪异，因此我用一种看待孩子的眼光来看当时的他：没有胡楂、不设心防。接着，他的天真便消失了——我扭动着脱下牛仔裤，解开我的内衣，全裸着出现在他眼前——他暧昧地看着我。我把皮革项圈拿过来套在我的脖子上，那一瞬间他看起来很失望、很沮丧——好像我做了什么真的伤害了他的事——但接着，我像小狗一样嗅着他的胯下，把皮带递给他——那晚十分美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