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孩的镜像世界 精彩片段：
该死的巨大巧合
我跑出办公室。
我没有做出任何清醒的决定，没想过自己看起来怎么样，没想过要跑去哪里。当然，问题是我被关在了医院里，我哪儿都去不了。但直到我跑出哈德利医生的办公室，沿着走廊跑到半路时才意识到这点。就在这时，生理反应开始起作用了。我从一名一脸困惑的护士身边跑过去，冲进了最近的洗手间，对着水池呕吐起来。
我希望我能说这只是在宣泄情绪，然而不是。我吐到胃都空了还继续干呕了好久。我没来得及关好门，哈德利医生隔着半掩的门和我说话。她和我说话的时候我还趴在水池边上。
“艾比，我要进来了，好吗？”
不好，但我没法告诉她，我尝试开口说话，但胃里又翻腾起来。
事后我一直在想，如果那时候在洗手间里我能够开口和哈德利医生说话，会发生什么？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但得出的结论是即使我能开口说话，我也不会告诉她我在她办公室里发现了什么。我的第一反应是掩藏我发现的真相，把它关在某个黑暗、遥远的地方。事实上，并不是我选择了掩藏真相，至少我没有立刻选择这么做，这只是一个默认选项。
哈德利医生以为我惊恐发作——我想她的推断是对的——而且，她认为这和早上贝克来访有关。当然，并不相关。不过，附和她的想法比告诉她实情要容易得多。我甚至不用撒谎：我只需要保持沉默，让哈德利医生得出她的结论。
我的胃终于停止抽搐，于是我们离开洗手间来到走廊。哈德利医生问我想不想回到她的办公室好好谈一谈，我摇摇头。我看起来肯定还是一团糟，因为她并没有坚持让我这么做，尽管她认为谈一谈对我有帮助。相反，她给我拿了杯水喝，然后让我休息一下；如果我需要，她还可以让护士拿镇静剂给我，帮我入睡。在那样的情况下，我想象不出比这更体贴的提议了。
我醒来的时候天还没黑。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发现还是下午。我只睡了几个小时，却让我的精神状态大有改观。是的，我的胃里依然有种冰冷、下沉的感觉，但被一种比较浅层的平静覆盖了。这平静的感觉很大程度上是我服用的安定带来的假象。至少目前来说，我不再头昏脑涨，也能够集中足够的注意力去认真考虑之前发生的事情，慢慢地、几乎是理性地在思考。
一开始，这看起来是最令人震惊的巧合——梅洛迪和我同一时间被送到同一家医院。但我越想越觉得不是巧合。巧合意味着误打误撞，意味着完全偶然发生的事情。但我不认为我和梅洛迪被送到同一家医院是偶然事件。你可以用“国民医疗保健系统的服务范围”这样乏味的语言来解释。我们都住在伦敦西部的同一个角落，如果你碰巧在这个地区发疯了，你可能就会被送来圣查尔斯医院。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我一开始之所以不相信自己的结论是自怜和自欺在作祟。因为，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想否认我发现的真相，或者至少说服自己可能想错了。虽然很难做到，但不是完全不可能。毕竟，我真正了解的情况有多少？西蒙和梅洛迪有着相同的姓氏——但这是英语里很常见的姓氏，也许不是最常见的前五十位之一，但肯定是前一百位之一。当然，一直折磨着我的是梅洛迪提到她父亲去世时的表达方式。事后想想，我怀疑她的措辞可能暗示了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比我起初认为的更近。但我无法确认这一点，因为我记不清她具体是怎么说的了，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只要我的结论里还存有一丝不确定，我就无法根据这个结论采取行动。我告诉自己，我只有确定结论是正确的才能做出明智的决定。
在我看来，我有两个途径可以获取需要的信息：我可以问哈德利医生，或者直接问梅洛迪。我迅速排除了第一个途径。哈德利医生不会和我讨论另一个病人，除非我向她坦白一切，但这样就达不到目的了。至于梅洛迪，我也许可以在不让她发现异常的情况下打擦边球提出相关的问题。但想到要这样摆布她，我的胃里又涌起了一股恶心的感觉。不管怎么说，我的内心有一部分明白，这整个思考的过程如此虚伪。我只是在逃避更大的问题：如果我的疑虑是真的，我究竟应该怎么做？
直觉告诉我应该和梅洛迪说点什么。我不能继续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我从没想过要欺骗她。但这样做还是有问题：我真的无法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坦诚是否等同于体贴。说出真相对我也许有帮助——能减轻我的负罪感——但我看不出这对梅洛迪有任何好处。如果这个推理带有任何自私的考虑，老实说我认为这些考虑都是次要的。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不要造成更多的伤害。
表面看来，梅洛迪似乎不大可能会读到我发表的文章。这也许不言而喻，但她不是那种会看《观察家报》的女生。她看过《观察家报》的概率基本为零——而且我认为她的大部分朋友和熟人看过这份报纸的可能性也为零。当我对自己说出这些想法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势利得可怕，但我知道这些想法是正确的。我还明白，虽然我的文章在其他地方被引用——推特和论坛——热度也早该消散了。现在我不再躁狂了，我也就能看清这篇文章的本质。它不过是那种在小池塘里溅起大浪，之后却无法泛起持久的涟漪的报道。如果我不和梅洛迪坦白，逻辑告诉我她永远都不会发现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