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孩的镜像世界 精彩片段：
写作
从在埃克塞特和妈妈一起住开始，我每周都给梅洛迪写信。我把信寄给圣查尔斯医院的哈德利医生，附上纸条告诉她可以拆开来看信的内容，然后再决定是否转交给梅洛迪。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把信转交给梅洛迪，我只知道我没有收到任何回复。过去四个月里我给梅洛迪写了差不多十来封信，每封信里都附有我的电子邮箱地址和手机号码。不过，我想我从来没有真正期待过她能回信。能写信说出心里的想法就已经帮到我了，这或许是我能坚持这么长时间给梅洛迪写信的原因。结果如何似乎不重要了，有这个过程就已足够。
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给其他人写信。我一度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给不同的人写信上——手写的信，不是电子邮件。电子邮件写起来太随意、太没有人情味了，而且写作的时候会有压力。写邮件的时候，你在按下发送键之前会再三确认是否已经写完要写的内容，但手写信的时候不会有这样的压力，而且也不会在屏幕下方有个时钟提醒你时间在流逝。你不会被弹出的谷歌新闻快讯、打开的多个窗口、闪烁的网页广告打扰。当你手写一封信的时候，整个过程更加从容。
当我的自我表达稍微变好以后，我立刻给贝克写了几封信，告诉他我在做什么，也尝试和他解释我搬来岛上住的原因。接着，我给妈妈和弗朗西斯卡写信——差不多的内容，详细说明，并且安抚她们。我甚至尝试过给爸爸写信，但我完全无法从容地完成这项任务，最终还是作罢。我给他寄了明信片作为代替。明信片的正面是一张引人注目的黑白照片，展现了堤道被潮水淹没的画面，我想他会喜欢的。我在明信片的背面写了三句话：如果你要制作汽车广告的话，这里会是很棒的取景地。我现在好点了。阿比盖尔
最后一句当然算不上一个完整的句子，但我认为对我爸爸来说，更少即是更多。明信片也许是重建我俩关系最安全的方式。
如果说我最短的信是写给爸爸的，那我最长的信是写给芭芭拉医生的。我每周至少给她写一封很长的信，通常在我们电话会谈后的第二天动笔。在电话里总有忘了说的话，或者是没有正确表达的话，因此写信对我俩都有帮助。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信像在延续我和哈德利医生开始的写作治疗——一种用笔驱邪的法术。有时候，把你的想法和感受写下来比只是说出来有效多了。
我还写了各种各样的信。我觉得有必要用这种方式来为夏天发生的事情画上句号。第一封是写给卡伯恩教授的，信里为我那有点奇怪的言行举止做了解释也道了歉——虽然我后来决定还是扔掉这封信，并没有寄出去。从根本上来说，我认为我对他造成的骚扰已经太多了，让事情维持原状会更好。我给他发过的一连串电子邮件、出乎意料的拜访、事后的杳无音信，这一切都只是他学术生涯里一些奇怪的注脚——无足轻重，很快就会被遗忘。
多切斯特酒店的工作人员就不一样了，他们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照顾我：他们友善体贴、通情达理，而且还免除了我无力支付的600英镑的账单。我给他们寄了一封言简意赅的感谢信，标明是给“2013年7月6日的夜班工作人员”。和我写给梅洛迪的信一样，这封信也有可能没被转交到该收信人的手上，尽管如此，试一试还是很重要。
只有一封信我觉得完全浪费了邮资——甚至我在写的时候就预料到会这样。我寄了一封长达四页的信给信用卡公司，请求它们冻结我的欠款利息。我认为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大公司也不会喜欢收到手写信，而它们回复我的三段话也是简明扼要。从本质上说，它们想表达的是让我滚一边去。虽然它们原话不是这么说的——信里还建议我打给债务顾问——但是最后表达出来的意思就是这样。这封回信我仔细阅读了好几遍，最终把它扔进垃圾桶，然后用米兰达·弗罗斯特的厨用剪刀把我的信用卡剪成四块——不幸的是，这个象征性的举动并不能解决我的债务问题。我也因此决定，最好还是重新开始工作。
几周前我给《观察家报》的杰斯发了封电子邮件，尽我所能地去解释为什么我忽略了她发给我的一堆信息以及没能如约把关于猴子和城市生活疏离感的文章发给她。她似乎非常理解我的状况，但我知道我已经严重损害了自己的专业可信度。你消失了六周——其间还有一个月待在精神病院里——在这样的情况下，别人肯定会怀疑未来跟你合作是否可靠。
尽管如此，她还是告诉我可以随时打电话给她，愿意听听我是否有新点子。这可能只是她的客套话，但我决定相信她说的话。况且，给她发我的新提议也是有一定意义的；奇怪的是，我想写的正是我很久之前向她许诺为五月份发表的文章写的续篇。
“林迪斯法恩？”她重复了一遍，显然有些困惑。
“是的，没错。我会写有关这座小岛的系列专题报道，呈现在这么小的一个社区边缘生活是什么样子。从城市里来的女孩发现自己被遗弃在茫茫荒野之中——我想可以从这个角度写。”
“啊，我不知道，艾比……这听起来不会吸引读者。”
我朝科林耸耸肩，它正穿过猫洞走进来。“不如就让我把写好的文章发给你？如果你决定不采用，没关系，不会伤感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