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孩的镜像世界 精彩片段：
公园里的两个女孩
三月初的天气已经炎热得像夏天。人行道散发出“烤焦”的气味，戴着墨镜的人随处可见，天空万里无云。天气预报说气温在午后会高达21摄氏度，但这听起来太不合理了，我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8摄氏度。现在，我已经脱掉出门时穿的毛衣开衫，把它绑在我的挎包背带上，然后开始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该带上防晒霜。
走到离阿喀琉斯雕像不远处时，我看了下手机，发现时间将近十一点半。我早到了半小时，主要是因为我不想在家忐忑不安地待上半小时。所以现在我有充足的空闲时间四处逛逛，于是我自然而然地走到了宽阔的、绿树成荫的公园大道上。我没有刻意走过去，是我的脚不由自主地往那里走。等我反应过来，我已经一路走到多切斯特酒店了——在酒店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幸亏我的双脚没有把我带到更远的地方。不是我不想走进酒店，我想进去——这反而是个问题。我脑袋里浮现出一个想法：进去看看酒店的工作人员是否收到了我的感谢信吧，这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如果他们没收到信，我可以和他们解释，我把夜班工作人员列在了我放在钱包里的“救了我一命的人”的名单上，就好像正常人都会有这么一份名单一样。
幸运的是，我现在能更好地分辨好主意和坏主意。所以我没有过马路，没有走进大堂向酒店工作人员激动地说着只有我自己明白的话。我站在原地，让自己远离在相隔八车道之外的地方可能上演的尴尬的社交场景。
芭芭拉医生肯定排在“救了我一命的人”名单的第一位，而且她是唯一知道有这份名单存在的人。几周前，我把名单拿给她看，解释说我是在某天早上搭地铁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需要列这么一份名单。《地铁报》是我当时能找到的唯一可以写字的纸张。这就是为什么这份名单很不协调地被潦草地写在一篇关于一只协助破案的鹦鹉的报道的背面。
当我把这张皱巴巴的纸递给芭芭拉医生时，我非常确定她会立马告诉我，我的做法有多愚蠢，多小题大做。但她没有。她只是对着名单看了几秒钟，脸上没有流露任何感情，然后耸耸肩，把它还给我。
“我认为它值得好好保存。”她说。
我点头微笑。“是的，我也这么认为。”
我假定我俩说的都是名单，而不是关于鹦鹉的那篇报道，不过谁知道呢。不管怎样，自那以后我就把名单放在钱包里，再也没给其他人看过。我真的无法想象在什么情况下我可以把这份名单拿给别人看同时又不显得突兀。
我们约好在露天音乐台见面，但我到的时候还有十分钟才到约定见面的时间。所以我有充足的时间为接下来的会面担忧。我告诉自己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担心的。我们已经相互发过几封电子邮件了，所以如果她不想见我，她是不会同意赴约的。
可是，十二点一过，我又开始紧张起来。又过了十分钟，我有点相信她改变了主意，不会出现了。以防万一，我绕着露天音乐台走了好几圈——因为如果她在另一边出现，我很有可能会看不到她。比起公园的其他地方，露天音乐台这里没有那么多人，但还是熙熙攘攘的，有很多情侣、家庭、遛狗的人和玩滑板车的小孩。
然后，我看见了她。她在大约二十米远的地方，正从一条通往蛇形湖的小路的缺口里走过来。她穿得如此引人注目，我不可能看不见她。她身上的裙子和我记忆里的一模一样，还是那么迷人。我举起手，过了几秒钟，她看到我了，对我灿烂一笑。然后她停下来，转了个圈。在那短短的一瞬间，我的心一阵刺痛，感觉失去了什么。但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随后涌上心头的是温暖的欣慰。
“你看起来很美。”我说。
她耸耸肩，但依旧微笑着。“我想对于一顿周日午餐来说，我打扮得有点太讲究了。在地铁上我穿得还比较得体。”
“你的打扮很完美，”我告诉她，“你知道吗，我之前还十分肯定这条裙子会被送到慈善捐衣箱里。哈德利医生看起来并不是很想把它转交给你。她觉得这条裙子会让你不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