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外交 精彩片段：
第二部分 苏联行为的根源
1 苏联行为的根源☾1☽
一
我们今天所见的苏联政权的政治人格是意识形态和环境的产物：苏联现今领导人所继承的意识形态来自于孕育他们政治起源的运动和他们已经行使了近三十年的俄国权力环境。很少有心理分析工作比弄清这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及每个因素在决定苏联官方行为中的相对作用更难的了。尽管如此，为了理解苏联的行为并有效应对，必须做这样的尝试。
要概括出苏联领导人取得政权时所拥有的一系列意识形态概念是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俄国共产主义的设计中总是发生着微妙的演变，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广泛而复杂。但是1916年时，俄国共产主义思想的突出特征也许可以概括如下：（A）人类生活的中心要素是物质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制度，它决定着社会生活的性质和“社会面貌”。（B）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邪恶的，它必然导致资本拥有者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不能充分发挥社会经济资源和公平地分配劳动者创造的物质产品。（C）资本主义包含了导致自身毁灭的种子，由于资本拥有者阶级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变化，它必然导致一场革命使权力转移到工人阶级手里。（D）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必然直接导致战争与革命。
其他内容可以用列宁自己的话概括：“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少数几个甚至单独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胜。这个国家获胜的工人阶级，既然在国内剥夺了资本家的财产并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就会起来反抗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把其他国家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2☽应当指出的是，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就不会灭亡。为了推翻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制度，一定要有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最后的临门一脚。但是这个推力不可避免，而且迟早会产生。
在俄国革命爆发前的五十年里，这种思维模式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发挥了重要的吸引力。受挫、不满、无自我表现的希望——或急于自我表现——以及在沙皇政治制度的严密控制下选择流血革命作为社会改良的手段缺乏民众支持。这些革命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为自己本能的欲望找到了极为方便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他们的烦躁情绪，对沙皇制度所有价值观的绝对否定，对权力的渴望，报复心理，以及寻求捷径实现这些愿望提供了违反科学的依据。因而毫不奇怪，他们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真理性与完整性。因此，这些学说投合了他们的冲动与情感。他们的虔诚毋庸置疑。这是与人性一样久远的一种现象。对于这一现象，没有比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描述更恰如其分的了，他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写道：“从热忱到欺诈，这一步非常危险和不稳当，圣哲苏格拉底提出了一个令人难忘的例子，智慧的人可能自我欺骗。好人可能欺骗别人。良心可能会麻木不仁，处于一种自我幻觉和有意欺诈的混沌的中间状态。”正是带着这一系列观念，布尔什维克党人夺取了政权。
现在，必须指出的是，在整个准备革命的岁月里，这些人的注意力，跟马克思一样，更多地放在了击败对手，而较少关注未来社会主义☾3☽所应采取的形式。在他们看来，前者优于后者。因此，对于一旦掌权，就应该执行的积极的纲领而言，他们的看法则模糊不清，充满幻想且不切实际。除了工业国有化和剥夺私人大资本之外，没有统一的纲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他们对待农民的方式不同于无产阶级，而这在俄国共产主义思维模式中一直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在俄国共产党执政的第一个十年里始终是一个充满争议和摇摆不定的问题。
革命后的最初岁月里——内战和外国干涉，连同共产主义者仅仅代表俄国人民中极少部分人的利益这一显而易见的现实——使得建立极权政权成为必须。“战时共产主义”的实验和突然尝试消灭私人生产和商品交换产生了不幸的经济后果，进而导致了对革命政权更深的怨恨。虽然新经济政策表明俄国共产主义化的过程暂时放缓，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困境，因此，达到了一定目的。然而它也清楚地表明，“社会上的资本主义部分”仍将准备从政府压力的任何放松中谋利，如果允许其继续存在的话，将常常是苏联政权的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因素，也是和苏联政权争夺影响力的严重竞争对手。至于个体农民，情况也有几分类似，虽然力量很小，但也是私有生产者。
如果列宁健在的话，为了俄国社会的最终利益，或许他会以伟人的气魄调和这些冲突的力量，虽然这种假设也是有疑问的。但是，即使列宁这么做了，斯大林同其在争夺对列宁领导地位继承权的斗争中的追随者们也不会容忍他们所觊觎的政权下存在一个竞争的政治力量。他们的不安全感太强烈了。他们特有的极度狂热性，未因任何盎格鲁·撒克逊的妥协传统影响而改变，这种狂热性太过激烈，满含妒忌，使其不可能设想任何长久的分权。由于孕育于俄国—亚细亚世界，他们形成了对于竞争性力量能长期和平共存的可能性的怀疑心理。由于轻信自己教义的“正确性”，他们总是坚持降服或摧毁所有竞争力量。共产党之外的俄国社会本身并不僵化。人们任何形式的集体活动或社团都受党的控制。在俄国，不允许存在任何具有活力和感召力的组织。只有党组织具有组织结构，除此之外，便是无组织的民众。
苏共党内，情况也是如此。普通党员虽然也能参加选举、审议、决定和行动等活动，但是他们参加这些活动不能根据自己的个人意愿行事，而要仰党领导的鼻息，绞尽脑汁揣摩“指示”的含义。
应当再次强调的是，从主观上讲，这些人搞专制也许并非出于个人目的。他们无疑相信——并且很容易相信这样——只有他们知道什么有益于社会，而且一旦他们获得稳固和不受挑战的权力后，他们就能实现这些善行。但是为了追求他们自己稳固的统治，他们不顾上帝和人类道德的约束，不择手段。直到觉得统治稳固后，他们才会考虑授权他们关怀自己的人民的舒适与幸福。在他们的权衡下，人民福祉的重要性远在他们的优先处理对象之下。
关于苏联政权的明显事实是，迄今为止，该政权的政治巩固过程远未完成，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们还深陷于以巩固和强化他们在1917年所获得的绝对权力的斗争中。他们一直努力，主要在苏联社会内部努力保护自己权力的安全，使其不受国内其他反对势力的威胁；同时，他们也努力保护自己的权力不受外部世界的威胁。正如我们所见，他们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教导他们，外部世界是敌对的，最终推翻境外的政治势力是他们的责任。俄国的历史与传统是支撑他们这种情感的有力推手。最后，他们挑衅性的不妥协行为引起了外部世界的反应。于是他们被迫，用吉本的话来说——“惩戒反对权威者”。而这是他们所激起的。将外部世界描绘成他的敌人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是每个人所具有的无可否认的特权。如果他经常反复这样做，并以之作为自己行为的基础，那他最终必将是正确的。
由于苏联领导人的精神世界和他们意识形态的特点，苏联领导人从不正式承认反对他们的行为含有任何价值和合理因素。理论上讲，这种敌对行为只能来自垂死的资本主义怀有敌意和顽固的力量。只要苏联官方认定国内存在资本主义的残余，则有可能将其视作国内因素，将在苏联社会维持独裁统治的原因归咎于此。但是，当这些残余逐渐消失，则独裁政权的合理性就将渐行消失，而当官方正式声称这种残余已经被彻底根除，则独裁政权的合理性就完全没有了。这一事实是作用于苏联政权的基本的强制因素之一：既然俄国不再存在资本主义，既然不能允许在苏联政权的权威之下的人民群众自发产生的严肃和广泛的异己力量，则必然以强调国外资本主义的威胁为保留独裁政权做辩护。
这种做法很早就已经开始。1924年，斯大林就特别地为保留“镇压机构”（主要指军队和秘密警察）做辩护。理由是“只要有资本主义的包围，就有被干预的危险和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根据这种理论，从那时起，所有俄国国内的反对力量都一律被描绘成敌视苏联政权的国外反动势力的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