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外交 精彩片段：
第一部分 查尔斯·R.沃尔格林（Charles R.Walgreen）基金会演讲集
5 第二次世界大战
最近，剑桥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写道：“人类重大冲突的背后，是一个可怕的人类困境，这一困境是这个故事的核心：……当代人没有看到这个困境，或是拒绝承认其真实性，以至于我们关于它的认识都来自后来的分析。只有伴随着历史科学中一个特殊主体的进程，人们才真正意识到存在一个可怕的难题，这个难题几乎超越了人类解决它的创造力。”☾1☽
我不认为，与任何其他的重大冲突相比，这一观点对二战而言更具真实性。但是，事实上，站在民主这一边战斗的人对它知之甚少，特别是我们自己。我敢肯定，对这场冲突本身包含着什么的理解的缺乏，与在我们使自己适应二战留下来的环境的努力中，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重大困惑和难题有很大关系。
我想，对了解这场最近的战争的最有帮助的事，就是作为一个军事冲突，在开始之前，它遭受偏见的程度——你或许会说，在多大程度上，它是不能完全获胜的。
让我来解释为什么是这样。在战争开始前，世界上陆军和空军武力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三个政治实体手中——纳粹德国、苏联和大日本帝国。所有这些实体都对西方民主国家怀有深深的、危险的敌意。按照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情况来看，如果这三个大国共同努力，在军事事业中团结一致，那么很显然，凭借着手中的甚至是期望中的武器，其余的西方国家没有希望在欧洲和亚洲的广阔土地上打败它们。在欧洲和亚洲，西方民主国家在军事上处于劣势。世界权力均势对它产生了决定性的不利影响。
我并不是断言这一切都能被西方政治家所察觉，或是很容易被察觉。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现实。就这一点而论，如果战争到来了，它很显然限制了西方的现实的期望。在这三个极权国家中，日本是唯一一个西方国家不用其他极权国家的援助就能令人信服地将之击败的国家。就德国和俄国而言，情况不容乐观。联合在一起，它们根本不能被打败。民主国家只有在与其中一个合作的情况下，它们中被孤立的另一个才能被打败。
但是，这种合作，如果被允许进行到完全胜利，就会意味着合作力量的相对加强，最终它们会作为贪婪的和难以和解的索赔人出现在和平的谈判桌上。不仅如此，如果不让合作的极权国家仅仅凭借着军事行动的磅礴气势占领东欧的大部分地区，这两个极权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参与民主国家一边的战争，都几乎不能战斗至完全和成功的结束。
因此，从1939年的情况看，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处于军事弱势方的不利条件之下。它们几乎不能期望避免付出代价。属于它们的不再是实力的选择。它们手中的牌是如此的不利，以至于在新的世界战争中，任何完全的、清白的民主胜利实际上都是不可预见的。
现在，从事后诸葛亮的有利位置，人们可以追问，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战争前的几年里，西方政治家是否不能更加明智，以使极权国家陷入相互混乱的方法制定政策，以至于使它们自己精疲力竭，使西方民主国家的安全不受损害。这无疑正是30年代苏联宣传机构指控西方政治家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他们的一些行为非常模糊不清和欠考虑，以至于似乎是给指控增添了证据。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相信他们能够进行这样铤而走险和不择手段的（Machiavellian）事业，那么这是对30年代晚期那些不幸岁月里西方政策活力和敏锐性的恭维。我个人没有找到证据表明，当时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任何负责任的意见希望进行战争——甚至是在俄国和德国。很显然，纳粹与俄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战争仅仅会发生在东欧屈服的小国身上。尽管有慕尼黑的悲剧，这些东欧国家失去独立并不是人们所希望的。如果没有关于此事的其他证据，人们会面对一个明显的事实：毕竟，波兰的独立问题才是法国和英国1939年最终参战的原因。
事实上，出于主观原因，旨在使极权国家陷入混乱互相斗争的政策对民主国家的政治家来说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选择。那些非常渴望民主观念的人们会从这一事实中找到希望或失望的源泉，这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此事。当1939年夏天，战争的阴影笼罩欧洲的时候，正如我们现在回头可见的，西方政治家的困境明显而又不可避免。除非有俄国的帮助，否则没有战胜德国的希望。但是，就是这样的帮助，即使是现成的，西方民主国家也要为战争的军事结果以及在和平的谈判桌上提出的条件付出沉重的代价。换句话说，它们的军事目的是提前抵押的。就德国来说，这些目标或许能够获得，对此会有严重的政治指控。顺便说一句，这不仅仅是一个与苏联合作的问题。民主国家最终注定与维希（Vichy）、弗朗哥（Franco）的西班牙以及其他地方签订的令人苦恼的折中方案都属于这一类型。它们是西方军事虚弱的一部分代价。
认识到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待西方国家问题，知道它们1939年所进行的战争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就开始怀疑，西方政治家关于这场世界大战所犯的重大错误是否就是那些战争时期的错误——它们是否都不是“初期的”错误，或许我们应当说早期的“情况”——这些错误使事态的发展如此痛苦和命中注定地不利于西方的利益。这无疑是更深层次的战争起源问题；我认为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面对，因为这种想法会很快使人联想到，面对这样一场如此不祥的战争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办法根本不进行战争。到1939年9月，这无疑太晚了。到那时，法国和英国没有选择，不比珍珠港事件之后的日子里我们在太平洋面临的选择更多。但是，会有一个不是太晚的时间吗？
关于西方政治家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来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找到一个值得尊敬的学者，就像法国历史学家班维，早在1920年就声称看到了由一战引起的情势中的特殊逻辑，在这个逻辑的基础上，他非常准确地预测了直到并包括二战爆发期间事件的一般过程。这是令人不安的，因为它促使你探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否没有隐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之中；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法国受到的伤害和遭受的削弱远比它们知道的严重；事实上，奥匈帝国和俄国都失去了维持欧洲稳定的能力，奥匈帝国是因为它已经完全消失了，俄国是因为它的能量和资源被极端敌视资本主义民主的人夺去了；事实上，德国人——失败、贫困、因失败而感到痛苦，对他们传统体制的崩溃感到不确定——虽然如此，仍被作为中欧唯一伟大的统一民族而被留了下来。看到这些事情，很容易得出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无可补救，只能任其发展，它不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后果。因此，你开始追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发现了我们这个时代不稳定的根源。从这一观点出发，这是免除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西方政治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所有责任的一个步骤，认为他们仅仅是他们无法编导和补救的悲剧中的演员。
这无疑是一种极端主义。的确，政治家们通常都会从他们的前任那里继承一些窘境和困境，他们对此没有完全的解决办法；他们凭借短期行动改善处境的能力通常非常有限；但是长期看来（二十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总会有一些由他们支配的选择。我认为，公平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真正的悲剧，它给西方世界留下了比以前更加糟糕的后果，显著地缩小了西方政治家们在战后的选择；但是，它并没有完全消除这些选择。换句话说，依然有“能够做”的事情，我们可以假定这些事情至少是有帮助的，比已经做的事情有更大的可能性去阻止进一步的悲剧。就我们谈论的德国来说，就有两件这样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的事情震撼了我，在这两件事情中，如果我们愿意，我们美国人都能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我们可以试着给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的温和力量以更大的理解、支持和鼓励。如果这没有成功阻止纳粹主义的兴起，那么我们可以对希特勒的早期入侵和挑衅给予更严厉和更坚决的态度。
正是这两个可能性中的后一个，尽早就对希特勒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在西方思想中最为突出，这也构成了对两次战争期间对民主治国能力指责的主要根源。毫无疑问，这种政策会对纳粹体制更为谨慎，并促进德国更为缓慢地实现它的时间表。从这一观点来看，1936年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Rhineland）时，坚定产生的结果要好于慕尼黑协定的时候。但是，与其同类的人根本不能在一个伟大的西方国家掌权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相比，我怀疑，我们是否并不倾向于夸大这一问题的相对重要性：一旦希特勒掌权就阻止他。希特勒能够巩固他的权力并在1933～1939年间获得成功，这对西方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失败。但是，当德国人民发现他们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心境中，他们没有多少抵抗和抗议就接受希特勒成为他们的领导者和主人的时候，实际上，西方国家遭受了一个更加严重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