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外交 精彩片段：
第一部分 查尔斯·R.沃尔格林（Charles R.Walgreen）基金会演讲集
3 美国与东方
在这些演讲的第二个演讲中，我考察了美国外交中的一个单独的事件——海约翰的门户开放照会。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之后我们远东政策中整个的一连串事件。
在过去的这五十年里，美国远东外交政策史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故事。只有一个非常博学的人才能说，他已经阅读并领会了与这一主题有关的资料的主要部分，或是在他的脑海中掌握了事件的全貌，以及这些事件所发生的环境的复杂框架的方方面面。
我也无法做出这样的声明。我本人并不熟悉世界的那一部分。我读的书并不比一个繁忙的人更多，我不是远东事务的专家。专家能够不顾其他兴趣和义务而阅读。如果是在一个非学术的，或许甚至是无用的学术环境中来考察这一主题，那么我只能说这确实就是大部分的华盛顿的决策者不得不做的事情。他们的问题的核心在于——将永远在于——他们为他们不是专家并且无法了解的领域塑造和实施政策。因此，我们今天要做的可以说就是分享他们的经验。
门户开放事件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一事实：它引进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注定在未来四十年成为美国外交的特征。在整个这一时期内，我们子孙的负担仍将是门户开放政策以及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我们将会一次又一次地要求其他大国公开承认它们遵守这些原则。我们将会一次又一次地从它们那里收到勉强的、推诿的，或是合格的答复，提醒我们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原则，但是这都取决于如何解释这些原则。尽管这些答复是合格的，我们仍将会一次又一次地将这些答复呈现给我们自己的人民，将这些答复作为外交胜利：作为对我们的观念的正确性的承认、表达忏悔和愿意改革的证据。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承认，这种对在中国的其他大国事务的干涉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特殊的责任，或是除了对我们自己的良心之外，使我们对任何人或事情负有义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准备使用武力强迫别人遵守这些原则，或是使用武力保护那些在别的国家不遵守门户开放原则时而它们依然遵守的国家。最后，就海约翰的照会来说，尽管对其他国家来说是令人烦恼的，有时是令人不解的，但是我们经常回到这些观念上来不会真正有助于防止中国的利益冲突几乎按照列强自己的战略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必须实践。换句话说，它不会阻止其中大多数注定要发生的事件发生。但是，在这一时期的后期，它距离一些大国的最核心的利益只有咫尺之遥，尤其是日本。这将促成在这些国家人民心中相应的情感态度的建立。这些情感态度对于我们国家的安全和财富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如果这就是我们四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在远东地区政策的基本模式，那么让我们来仔细看看它的某些组成要素。
首先是原则。在第二个演讲中，我们注意到在世纪之交，“门户开放”这个词已经是一个古老和陈腐的词。它主要被用于条约口岸。它的主要意义仅仅是：在那些在特殊保护体制下，外国人有居住、贸易、持有仓库和办公设备特权的港口，其贸易应当对所有外国的船舶和国民同等地开放。这里所涉及的是引进到中国销往内陆的一般消费品——尤其是纺织品。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原则与中国的开放中包含的新问题并不完全相关，比如修建铁路和矿产开发——这一过程是从世纪之交开始的。事实上，从1900年开始，中国的外国商业活动所处的环境是如此复杂、如此多变，在很多情况下是如此矛盾，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两个词构成的规则或是符号有资格成为国际协议的标准，有可能作为一个规范，可以对大量的现实问题产生清晰和全面的效用。人们不定期地作出努力，来更加详细地定义这一原则，正如最初的门户开放照会，以及在华盛顿会议（Washington Conference）上谈判的《九国公约》（）。但是，在西方语义学上，所有这些定义都不能真的包括像经济利益和列强在华活动那样如此分散、如此多方面、如此难以表达的概念。
对“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来说，情况也是如此。表面上来看，这对西方观察者来说似乎是一个清晰和简单的原则。但是，这一观点假定：像在西方成长起来的国家一样，中国一直是一个具备民族国家所有必须条件的一个国家。实际上，事实远非如此简单。中国是一个对世界意义重大的政治实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无疑是一个国家——一个需要被西方强国重视、研究和应对的实体。但是，当18～19世纪民族国家在欧洲演进发展的时候，在此国际背景下，在很多方面中国的特性与民族国家的清晰的模式并不一致。中国政府很晚，并且没有完全接受主权国家权力平等的原则。在这个王国的不同地区，其权威的性质在很多方面与国际法中西方的国家概念并不总是完全一致。因此，关于与西方国家签订契约，中国方面的执行责任问题，经常会有混乱。在地方政府想阻碍这些契约实现的地方，中国中央政府并不总是能够强迫其遵从。语言、观点和习俗的分歧加剧了这种混乱。对在中国的很多外国人来说，中国标准和司法机构（尽管未必不如西方）是奇怪的、难以理解的，对很多来中国的外国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在许多情况下，这意味着要在特殊体制和外国人特权之间做出选择，或是在特殊体制和完全拒绝那些外国人在中国居留和行动之间做出选择。在很多情况下，虽然外国人在中国的存在和行为（以不明智的，如果不是不公平的方式）无疑令中国政府担忧，但是在很多其他的情况下，中国人或是鼓励和放纵，或是对此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使任何对最终道德判断和责备的探究变得没有价值。事实上到19世纪末，在中国已经逐渐形成一套极其复杂和微妙的中国人与其他国家政府和国民之间的关系——这套关系拒绝西方术语中的充分定义。如果在当时，有人被问到这些安排是否与“中国行政和领土完整”相一致，那人只能耸耸肩，反问道，名字有什么关系，这取决于你把什么叫做完整。
我们可能会注意到，这对满洲来说尤为真实，与实施这些原则有关的大部分争论将要解决。我们为了确保这些原则得到遵守的努力有朝一日会变得集中而重要。从历史上说，满洲不是古代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人通过满族人（Manchus）与其保持间接关系。世纪之交，满洲是一个中国和俄国都有利益关系的半开发的边境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对该地区拥有名义上的主权，这块土地很快就充满了中国的先驱者和移民。但是它占据的地理位置对俄国来说无疑具有战略意义。一旦俄国人理解了这一点，正如19世纪90年代他们所做的，他们修建了从西伯利亚到太平洋的铁路，俄国人在北满洲的利益就建立起来了。否认这种情况或希望其在西方主权观念和国际礼仪的顺从遵守之下自然消失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必须铭记于心的是，在世纪之交，中国政府的行政和技术能力不足以在北满洲修建铁路，也不足以为这个本来可能修建的铁路提供适当的行政保护机制。一旦中国同意俄国政府修建中东铁路（Chinese Eastern Railway），由铁路带来的俄国在这一地区的显著的行政和战略影响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北满洲获得这一地位自然为俄国将影响力投射至南满洲、朝鲜和中国北方提供了新的便利。1895年中日战争后的事件表明，俄国人不会反对利用这些可能性。这些事件也表明，中国政府正如当时表现的那样，无力对俄国的这些企图采取有效的抵制，也不能阻止俄国控制这些边缘地区。当时在渤海，实际上唯一能替代俄国人的强权的是日本人的强权，而不是中国人的权力。英国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就是1902年英日同盟缔结背后的基本要素之一。这也是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原因。你还会记得，这场战争的结果就是日本人取代俄国人控制了南满和朝鲜，但是没有干涉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名义上的主权，并不比俄国在北满地区干涉的更多。这种安排，源自日俄战争的结果并一直延续到俄国革命，俄国革命暂时粉碎了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事实证明这种安排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这使人们得出结论，它必须与这个地区的权力现实和要求建立一种相当准确的关系。无论如何，没有可以带来更大稳定性的可见的和有希望的替代方案。实际上，我们反复重申自己致力于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行为，也经常被美国政治家偶尔承认此种安排并非完全是一件坏事所打断。早在1905年，西奥多·罗斯福就认识到最理想的状态是在这一地区保持俄国与日本之间的一种均势。“这样每一方都能对另一方采取有节制的行动”，☾1☽后来他说道：
不对满洲采取任何行动，这是我们的特殊利益所在。对满洲采取行动会给日本人毫无理由地认为我们对他们怀有敌意提供口实，或是认为我们是他们利益的一个威胁——无论程度多么小。……除非我们能够成功，否则我不主张在任何地方采取任何行动。就满洲来说，如果日本人选择遵循一个我们反对的行动路线，除非我们准备好进行战争，否则我们就不能阻止他们，在满洲的一场成功的战争需要像英国那样好的舰队，加上像德国那样好的陆军。在中国实施的门户开放政策是一件极好的事情，我希望它在未来也将是一件好事，只要它能够被普遍的外交协议所维护；但是，满洲的整个历史已经表明俄国的统治和日本的统治并无二致。事实上，只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决定不理会它，宁愿冒战争的危险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意图，那么“门户开放”政策就会完全消失。☾2☽
按照这些观点，我国政府几乎没有什么困难就同意日本人在朝鲜建立优势。无论1905年的桂太郎-塔夫脱协定（Taft-Katsura Agreement）以及1908年的鲁特-高平协定（Root-Takahira Agreement）各自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二者对日本人来说确实意味着对他们在满洲获得的地位的一种含蓄的承认。
我认为，这些考虑足以说明，“门户开放”和“中国行政和领土完整”这两个词对中国的实际情况都没有任何明确的适用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们表明了在中国的大国的所有特殊地位和利益的可行的和实际的替代方案。这并不是说这些原则是错误的，这并不是说它们没有合理性的因素，或是说真理和正义都在另一边。毫无疑问，在这些外交立场地位中，很多是应受谴责的缘由；很多是从无助的中国人手中巧取豪夺的；很多（地位）对于外国人来说，不去谋求和获取才是更明智的。毫无疑问，中国还会有新的外交事业，对于这些事业，美国一定会关心地、不满地考虑。就其自身而言，他们拒绝与之有什么关系或是承担什么责任。但是，这不是关键，门户开放主义以及作为政治原则的中国的完整，这两者的问题仅仅是这些词语并不是那些能够有效作为外交政策基础的清晰准确的词语。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陈词滥调，非常不准确。在它们在人们的心中引起的联想中，它们是令人迷惑的。正是由于它们性质中的这一面，当受到我们的召唤而站起来，谈论他们对这些词的感受的时候，其他政府很难做其他任何事，只能回复道：“哎呀，是的，如果你们那样叙述它们，我们当然同意。”这些措辞包含太多积极的弦外之音，以至于不能被任何人安然地彻底拒绝。同意这些措辞要比试着解释它们更加容易。
事实上，这些措辞具有的含义仅与中国的特殊情况有关系。你必须在每一个案例中解释你所说的词是什么意思。不能说它们具有任何恰当的、实际的和普遍的含义。试图准确地和计划性地使用这些词的努力仅仅意味着完全拒绝外国人在中国的居留权以及活动——意味着一个与中国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的政策，作为一种惩罚或是奖励（无论你如何看待它们），由于中国固执地拒绝适应西方的国家体系。我们能相信，正如我倾向于去做的事，这或许不是一件坏事；无论如何，其最终的结果或许比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更好。但是，从任何西方国家的观点来看，在世纪之交之后的任何时候，这几乎不是一个实用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