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外交 精彩片段：
第三部分 格林内尔（Grinnell）演讲集
2 美国外交与军事
上周我在这里演讲时指出，多年前我在芝加哥大学发表的演讲本质上是批判性的：上周我在这里做的演讲也是如此。我试图厘清美国外交中挑战与回应的关系。当回应似乎不足以应对挑战的时候，我试着找出在分析上或概念上导致这种失败的弱点。因此，批判就承担了这样的任务。昨晚最后一个演讲之后，我忽然想到，你们中的一些人一定会问：我们做过什么正确的事情吗？
如果这就是你正在思考的问题，那么我意识到我的错误在于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当然做过正确的事。并且我们做了很多正确的事。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是政治韬略中的一个重大举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总体上非惩罚性地对待被打败的敌人树立了我们的声望。我敢肯定，有许多有益的经济援助计划的案例。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地震、水灾或是饥荒的案例中，我们有益而慷慨地介入。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1920年和1921年我们在俄国实施的重大的饥荒救济计划。1963年，我们驻守在德国的军队派遣的美国野战医院迅速及时地救助了斯科普里（Skopje）地震的灾民，作为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这一骄傲永在我心。
此外，我们本来会做很多愚蠢的事情，但是都智慧地避免了；为此，某些美国政治家值得高度评价，虽然他们很少得到这种评价。因此，我们的记录绝非都是失败的。总之，我们没有什么需要羞愧的。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如果在广袤的北美大地上一个伟大的世界强国（这是不可避免的）顺势而起，这个国家心存和平、慷慨大度，自其建国至今，别无二致，那么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应该心存感激。自独立以来，我们对我们的世界环境的冒犯，一般说来，不是出于要给他人带来伤害的愿望，或是确立自己对于他人的强势地位，而是源自我们打击贵族和彰显自己的努力。但是，正如它所做的，人类个体反思自身缺点比反思美德更有教益。因此，我也认为，国家社会从其失败中学到的比成功中的更多。对失败的反思会唤起谦逊——这是我们美国人能够更好地利用的东西。对成功的反思很容易招致失败前的骄傲。因此，我将继续讨论我们思考出错的地方和我们犯错误的地方，这需要你们继续保持耐心。
回顾已经说过的话，我发现在芝加哥和这里，我谈论的主要都是与非欧洲世界有关的政策。但是，在我讨论的1950年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事情——与我上周在这里提到的事情之间有很大不同。尽管在美西战争中，沙文主义（jingosim）和对激动人心的军功的渴望起了作用，但是，我在芝加哥演讲中注意到的大多数错误都是我刚才提到的那种类型：我们这边的某种道德主义和法律至上主义的故作姿态——尤其是对我们自己，渴望表现得比我们实际上更加明智和高贵一些。另外，在朝鲜和越南的案例中，一些更为严重的事情牵涉其中，也就是它们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自从这个共和国诞生以来第一次遭遇了一个强大的、可怕的、冷酷的敌人。这个敌人一心一意要置我们于死地，它有给我们造成巨大伤害的必要手段，甚至就在我们国内也是一样。这种情况带给我们恐惧、仇恨、反应、反应过度，甚至是诱惑。相比之下，我们早些年很是孩子气的故作姿态和虚荣就显得天真而幼稚。
毫无疑问，这将我带回到二战时代后重大而真实的挑战面前——这一挑战包含这一事实，即这场战争结束时，两个现代传统强国差不多沦为二流军事国家——这两个国家即苏联和美国。然而，在军事意义上，由于其他强国在地理上介于这两个国家之间，之前这两个国家相距甚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消除了这种分离，使它们各自的军队，在欧洲中部和北太平洋地区彼此离得很近。与几十年前不同，现在，它们之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缓和它们可能会有的任何严重政治分歧的影响。所有这些加上国家核武库与其发射系统这一史无前例的、非常令人困惑的因素，使任何一个所谓的超级大国都能把核弹投射到对方国内，给对方施以虽无法预知但显然极端可怕的伤害。因此，实际上，每一个超级大国都成了对方的人质。因此，现在美国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应对这种全新而又闻所未闻的危险。这一挑战历史上前所未有——无论我们自己还是其他任何国家的经验中都没有先例。
我认为，这种情况下犯错误不足为奇。无疑，不仅我们犯错误，苏联也犯错误。与我们相比，对俄国人来说，挑战也一样不同寻常、令人困惑。当涉及我们的错误时，我想简要论述，我不希望你们以为我把莫斯科犯的错误都忘了。我也不希望你们觉得，我认为我们的应对方法都是错误的。毫无疑问，我们也做了很多必要的、深思熟虑的、建设性的事情。
我仍然认为此间我们仍犯有错误，而且有些还是重大的、影响深远的错误。由于这些错误中的某些错误，对我来说，似乎直到今天仍然在扭曲和困扰我们的政策，给我们自己和世界其他国家带来重大危险，因此我别无选择，只有提及它们。
这些错误中的一个类型，包括我在第一个演讲中提到的错误。这些错误包括，将苏联领导人所没有的目标和意图加之于他们，并仓促得出结论：苏联领导人就像希特勒及同伙，他们均受军事征服的欲望鼓舞具有同样的对外军事侵略时间表，只有用应对希特勒的办法才能有效应对苏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俄国人对他们军队的复员没有达到我们的程度，这一事实给以上观点提供了实质性内容。他们在东欧和中欧留下了一支地面部队，其规模远比其西欧的对手大的多。他们对其占领的东欧和中欧各国人民非常冷酷无情，以此使每个人都感到惊恐。他们与我们打交道时诡计多端、遮遮掩掩，很显然，他们希望通过政治影响和权威等各种不同手段，将他们占优势的影响力（如果不是他们直接的权力）全力扩展至西欧——这是以西欧人民的自由为代价的。我所讨论的时代，毕竟还是斯大林时代。
实际上，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克里姆林宫的人对我们不友好的证据。这些是我们和西欧人民所面对的一个在欧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方争夺影响力，实际上是争夺权力的强大而可怕的竞争者的证据。但是，这不是苏联领导人想扩大他们的影响，发动其武装力量对西欧和日本发动某种全面进攻的证据。然而，这却是我们匆忙做出的结论。其结果影响深远。
战后我们犯的第二个错误与我们将核武器作为我们军事地位的主要依靠有关系，也与我们希望以核武器确保我们在战后时代的军事和政治优势的信念有关系。我们犯的最简单的错误就是认为武器的有效性与它的毁灭性直接成正比——不仅是攻击敌人武装部队的毁灭性，还有攻击其人民和民用经济的毁灭性。我们忘记了，战争的目标是，或应当是以最低限度，而不是最大限度的完全破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忘记了，一种合宜的武器不仅必须具有毁灭能力，还须具有判别能力。最重要的是，我们忽略了这一强有力的证据：从长远来看，核武器与自杀式武器无异，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巨大的毁灭性，加上别人也会研发它这一铁定的事实，还因为它很可能引发的环境影响。在我看来，通过致力于这样一种自杀性的和不适合任何一个理性的军事目标的武器，我们招致了很大的责难：将国际社会的大部分国家引入世界上迄今所知的最危险的、宿命般的军备竞赛。
依我之见，正是这两大错误，不仅导致了我们的思想极端军事化，而且导致了我们生活的极端军事化。这已成为战后时代的标志。军事化不仅对我们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我们自己的社会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导致了我和很多其他人认为的对我们国民经济的严重扭曲。我们被迫使我们自己习惯每年的花费，我们的国民收入很大部分都花在武器的生产和出口上，以及军队设施的维护上——这些用途没有增加我们经济的实际生产能力，只是每年剥夺我们成千上万的美元，否则，这些钱会用于生产投资。这种习惯已经上升到这一地位，我斗胆称之为“真正的国家嗜好”。没有最严重的脱瘾症状，我们不能使自己改掉这个习惯。除了其他数百万的穿制服的人，数百万的人已经习惯于从军—工复合体中求得谋生之道。数以千计的公司依赖于此，更不用提工会和社区了。这是我们极端不稳定的预算赤字的主要根源。生产和出售武器的人和华盛顿购买武器的人之间形成了一个复杂而非常危险的联系。换句话说，从和平时代巨大的武器设备的维护以及出口大量的武器给其他人的过程中，我们创造了巨大的既得利益——冷战中的既得利益。我们使自己依赖于这一令人反感的国家实践——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公平地说，如果我们没有使俄国人和他们的所谓的邪恶成为正当的理由，我们也会创造一些对手来取代他们的位置。
整个任务中的不必要的浪费、引起如此多重复劳动的军种间的竞争、我们用于军事经济和民用经济的成本与收益上的双重标准、国会关于军事和非军事开支的标准之间的关系不清，这一切使问题更加糟糕。有时在我看来，我们中的那些没有参与到这个庞大的军—工企业中的人，从比喻的意义上来说，有成为随军谋生者的危险。就像几个世纪前欧洲可怜的流浪汉，慢慢吞吞地跟在军队的后面，希望从相对富裕的军事资源中拾到一些剩余的衣服和残留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