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外交 精彩片段：
第一部分 查尔斯·R.沃尔格林（Charles R.Walgreen）基金会演讲集
1 美西战争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这六个演讲的概念。这一概念不是源自对历史的抽象兴趣，而是源自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外交政策问题的专注。
半个世纪前，对于他们的世界环境，美国人有一种安全感，正如我所认为的，自罗马帝国以来从未有过。今天这种模式几乎逆转了——目前，我们的国民意识被一种更大的不安全感所统治，这种不安全感甚至比很多西欧国家的人都要强烈。这些西欧国家离我们关心的主要源头更近，处于更加脆弱的位置上。现在，其中大部分的改变或许是，无疑是主观的——是对这一事实的反应，即在1900年，我们夸大了我们所处位置的安全性，并且对我们处理问题的力量和能力有一种过分的自信。然而今天，我们夸大了面临的危险，并有一种低估我们实际能力的倾向。但是，实际上大多数的改变客观上也是真实的；在1900年，政治和军事现实正是这样，当时，我们没有什么要害怕的。但是今天，我坦率地承认，我们面临的情势对我而言似乎极度危险和棘手。
是什么引起了这种显著的变化？一个如此安全的国家为何会变得如此不安全？这种恶化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的错”？这种恶化在何种程度上可归因于我们没有看清或是考虑到周围世界的现实？
换句话说，过去五十年里美国对外关系的记录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正如我们，1951年的一代，被无数麻烦和危险所压迫和包围，我们周围的世界的一部分似乎真的要促使我们灭亡，另一部分或者对我们自己或者对它们自己失去了信心，或者对二者都是失去了信心？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就是这些问题使我去回顾这五十年来国家政策中的一些决定。我当然不能使你抱有这样的期望：这一系列演讲能回答所有的问题，或是能以没有争议的方式回答其中任何一个问题。
但是我认为，我们能够希望的是：它将有助于我们再次回到这一时期国家政策的一些主要阶段上去，以回顾什么是它们的选择及其结果的观点再次思考这些问题。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不仅现在对我们来说是可见的事情，在仅仅十年前对人们来说就是不可见的事情，而且我希望我们能够赋予这一探究以一种新的严肃性——这种严肃性是由我们对巨大破坏的回忆以及我们有生之年目睹的牺牲所引起的。比起两次悲惨的世界大战前的日子，这种严肃性更加深思熟虑，更加令人痛心。
我想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美西战争。
今天，站在这半个世纪之末而不是之初，我们中的一些人看到了一些基本元素，我们怀疑，美国安全就是以这些元素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我们能够看到，在我们的大部分历史中，我们的安全都依赖于英国的地位；对我们国家和英帝国的友好关系来说，加拿大尤其是一个有用的、不可或缺的人质。英国的地位，反过来依赖于欧洲大陆权力均势的维持。因此，没有一个欧洲大陆强国能够支配整个欧亚大陆，这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对英国也是如此。我们的利益在于在内陆国家之间维持某种程度的稳定的均势。其目的在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影响其他国家的征服，攻取广袤土地的航海边界，既是海上强国，也是陆上强国，削弱英国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如此——开始进行对我们怀有敌意的海外扩张。这一扩张是以欧洲和亚欧内部巨大的资源为支撑的。看到这些，我们就能理解，欧洲和亚洲周边大国的繁荣和独立与我们利害攸关：那些国家的目光投向外部，跨越海洋，而不是向内征服陆地大国。
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些，或是认为我们明白了。但是它们对1898年的美国来说几乎是不可能明白的。那些美国人已经忘记了他们一百多年前的祖先所知道的很多东西。他们已经非常习惯于他们的安全，以至于他们已经忘记了其安全在我们的大陆以外还有任何基础。他们将我们处在英国舰队和英国大陆外交背后的得天独厚的位置，误认为是避免干涉东半球（Old World）肮脏的分歧的优越的美国智慧和美德的结果。他们没有注意到变化的第一个征兆。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这些变化注定会打破安全的模式。
当然也有例外。亨利的兄弟，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或许比他同时代的任何美国人都更加接近某种关于未来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的知识分子的预感。☾1☽但是即使是他也只抓住了问题的一部分。他看到了英国日益增长的脆弱性——英国经济地位的日益增长的“离心率”（他这样叫它），英国对美国日益增长的依赖——反之，美国日益增长的对英国的战略依赖。他觉察到海军强国和陆军强国之间区别的极端重要性。他隐约认识到俄国、德国与中国政治合作的危险性。但是他的思想被当时的物质主义所扭曲：高估作为人类活动因素的经济和贸易，以及相应的低估作为事件原动力的心理和政治反应——恐惧、野心、不安全感、妒忌，甚至是无聊之类的事情。
当时马汉也在分析国际现实中绘制新路径——这一路径会对美国安全的根源进行更深刻的评价。还有其他人或许会被提到。但是他们总共仅仅组成了一个很小的团体。在当时以及随后的几年里，他们的努力甚至没有被继承。那些努力可谓悬浮在历史的半空中——在美国外交事务思维普遍麻木和沾沾自喜的背景下，这些都是智力活动的孤立的努力。他们所有人——所有这些世纪之交较为深刻和敏锐的思想——终止了对欧洲大陆竞争战场的探究。巧合的是，欧洲大陆是对美国安全来说最重要的事件注定要发生的地方。在欧洲大陆，我们迫切需要对美国利益的因素进行深刻的分析和仔细的辨别。
因此，很显然，我今天所谈论的事件——我们1898年与西班牙的短暂战争——发生在这一背景下：这个国家的公众和政府思考中没有任何关于美国安全全球框架的重大意识。既然如此，幸运的是，从重要性上来说，战争发生的环境以及事件和战争自身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来说都是局部的和国内的。随着我以后的几次演讲，并进而谈到20世纪的情况时，我们将会看到我们的困境和行动的全球性影响，它们随着年华的流逝飞速增长。直到二战，它们肯定是压倒性的。但是在美西战争期间，它们几乎不存在——夺取菲律宾是我们离它们最近的地方。从世界关系的角度来看，如果一场如此无趣的战争值得在今天下午讨论，那是因为它是审视我们这半个世纪以来外交政策的序言，是我们某些国家反应和行事方式的简单的、几乎不可思议的例证。如果我们要成为大国，有能力处理世界领导者的责任，那么美西战争就揭示了我们注定还要走的路程。
我们与西班牙的战争，你们还会记得，源自古巴的一种情况。那些可怕的、悲惨的、绝望的情况中的一个似乎标志着殖民关系的衰落和枯竭。自那以后，我们已经见过其他类似的情况，其中一些就在不久前发生。西班牙在古巴的统治受到古巴起义者的挑战。古巴起义者组织涣散、纪律不严，但是在各个地方按照游击队的经典原则行事，享有游击队在本土对抗不受欢迎的外国敌人的所有优势。西班牙镇压反叛的努力无效而残酷，只取得部分成功。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几十年来一直在零星地发展。二十年前，1875年，总统格兰特（Grant）在一项总统咨文中将其总结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