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外交 精彩片段：
第三部分 格林内尔（Grinnell）演讲集
1 对沃尔格林演讲的反思
在三十三年前的这样一个春天，我去芝加哥大学作演讲，一共六讲——作为对我一年多前愉快地接受的邀请的回应。那时我还是一位政府官员——一位外交官员，确切地说——正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度过一个长假。这些演讲是我平生首次应邀发表的学术演讲。这些演讲的主要内容是美国对外关系中的若干历史事件。因为那时我对美国外交史的无知程度比现在更甚，我主要利用自己二十四年的外交经验，努力从经验给我的教训出发考虑所讨论的那几个事件。
令人高兴的是——这些演讲被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以题名为《美国大外交》的小册子正式出版。这个小册子在美国通常似乎被作为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课程的课外读物使用。令我吃惊的是，我听说这本小册子仍在印刷出版。大概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不得不随后在什么地方读它了——它让你快乐还是让你厌烦就不是我关心的问题了。
看过那本小册子的人，无论如何都会想起那些文章就其性质而言，既是分析性的也是批评性的。就这些演讲的分析性意义而言，我努力去发现，当每个美国政治家带我们到这些不同的国际事务中远足的时候，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就演讲的批评意义而论，在检查了这些知识和政治动机之后，与当时的现实情况相对照，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认为我们是反应性的；我也与我们所达到的结果相比较，依次来评估这种反应的充分性。
这种探究的结果并不十分令人鼓舞，我担心，它们使这个国家将其所能有效地投入远超其边界的冒险中去。
第一个演讲论述的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Spanish-American War），我发现在我们所说的参战的所有原因中，“没有太多的严肃认真的思考”和“没有太多谨慎而又有条理地评估我们的国家利益”。我发现一旦我们投入战争，在武装力量的方式上，我们不是受任何深思熟虑的概念——什么是我们想要的，为什么——的指导，而是受“大众情绪、政治压力和政府内部的阴谋”的指导。
就以在第二个演讲中讨论过的门户开放事件来说，我得出结论：在这个案例中，美国的公众舆论很容易被蒙蔽，将门户开放视为美国治国才能中的一个伟大的外交创新。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外交创新只是我们对所知甚少的情况做出的自命不凡而无用的姿态。
在第三个演讲中，我论述了从1900年到1950年这半个世纪中，我们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我的结论是：这些关系反映了我们自己对待中国的一种好奇的，但是却根深蒂固的多愁善感。很显然，它起源于它给我们的一种愉悦，将我们自己视为那些不如我们幸运、不如我们先进的人们的高尚的保护者、恩人和师长。在这种自我沉溺中，我不禁看到了民族自恋的一种形式——集体的自我欣赏——对我来说，很多美国人都乐于此道。我认为，这种倾向只能掩盖内心深处、潜意识中的不安全感——一种使我们自己安心的需要——与我们自命不凡的外部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
因此，在同一个演讲中，我转到我们对待日本的消极的和批判的态度。这些无疑是我们对中国屈尊俯就和关切保护态度的映像。我们对日本的不满，很大程度上似乎集中在当时日本在东北亚大陆上所占据的位置——尤其是在朝鲜和满洲。在法律和道德上，我们将对这些地方的占据视为错误。因为在法律与传统的意义上，这些地方不是日本的领土，却被日本人占领了。我不同意这一观点：指责我们正在努力将我们自己的守法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标准适用到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联系的环境中去。我认为，我们不能自命为他人的道德裁判，最好还是从活跃在那个地区的各种民族主义力量中找到一种稳定的权力均势——俄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从道德平等的角度看，在他们中间很少能作出选择。在将日本从其在亚洲大陆占领的地方挖出去的努力中，我认为，我们忽略了一个极大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成功了，比起我们搬开日本人，填补这个权力真空的很可能是我们更不希望的某种权力形式。这一点确实已经被证实了。
因此，值得回顾的是，我所谈论的演讲是在朝鲜战争期间发表的。我们早期缺乏对日本利益的理解；当我们不能提出有希望的替代方案时，我们坚持把日本人从他们的位置上搬走。作为对这一切的一种讽刺性的惩罚，我不禁看到，我们已处于朝鲜半岛这个不令人愉快的位置上。基于这个例子，我试图指出：我们在外交政策中的选择并不总是好与坏的选择，更多的是在大与小的恶之间做出取舍。
第四个演讲谈论的是我们所参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家也许还会记得，我们参加1917年战争的表面原因是德国人侵犯了我们的中立地位；我指出了参加战争来保护自己的中立地位的荒谬性——为了保护自己的中立地位而放弃中立地位的荒谬性。然后，我也不得不指出，当我们想方设法置身一个当下的国际争端之外时（就像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做的），结果可能是前后矛盾的，可在这种情形——当我们被迫卷入其中——下，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在为伟大的道德事业而战，我们文明所有的价值因此身陷险境。如果对抗帝国主义德国的战争真的是这样一种伟业（实际上，不是），那么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被迫参加战争，应当自愿进入战争。但是，如果战争不是这样的伟业，那么我们不应使自己因我们的中立地位被破坏这样的琐碎的小事参战。
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最后一个在演讲中谈论的特殊的美国参与问题。我再一次批评了一旦我们参与其中，美国人就将冲突理想化的趋势。对于这场冲突，我们尽力保持超然物外。由于日本人攻击珍珠港以及随后德国对我们宣战，我们才被迫卷入这场冲突。但是，我也强调我们的失败，实际上，我们拒绝承认：我们在那场冲突中取得的胜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被抵押出去了。由于我们以及我们的盟友的军力不足，只有在俄国的大量援助下，我们才有希望打败德国。对于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援助，注定要（实际上已经）付出巨大的代价。目前德国和欧洲分裂和不稳定的局面，实际上反映出我们不能比1945年的俄国人更早到达中欧，这仅仅是部分代价。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军事努力的可能结果的可悲的局限——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没有强大到足以将这场战争引入我们想要的结果——那么我认为，我们就不会用我们的胜利所担保的和平与光荣的国际秩序的美梦欺骗自己。
芝加哥演讲中讨论的事件就说这么多。现在，让我说说在战后时期，我们在远东地区主要参与的活动。我从朝鲜说起。
请记住战争末期太平洋的局势。我认为正确的是，我们坚决拒绝允许俄国在占领战败的日本中扮演任何角色。但是，在朝鲜半岛，正如我们在中欧做的一样，我们以苏联军队在半岛的北部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而告终。我们在南部接受日本的投降，但是，两个强国之间没有就这个国家的未来达成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