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外交 精彩片段：
第一部分 查尔斯·R.沃尔格林（Charles R.Walgreen）基金会演讲集
4 第一次世界大战
让我再次回顾一下我们在这一系列演讲中所从事的事业的性质。这并不是试图列举一系列的事件、描述新的历史事实的发展，或是给出一个五十年来美国外交的全貌。这是一个从当今充满不确定性、争论和不幸的现实出发去回顾的努力。通过回顾来看看对过去的研究是否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困境。
在这项事业的过程中，在我看来，现在我们已经涉及在这段时期的记录里，人类事件所遇到的所有词汇中最令人困惑、最悲惨——对历史学家来说——最具挑战性的词汇。在这里，我指的是我们称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惨的、漫长的、破坏性的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
我想先谈谈在欧洲的这两次世界大战的总结果。这些战争是以上千万人的生命、无数的物理破坏、欧洲大陆势力平衡的破坏为代价的——以西欧危险地，或许是命中注定地易受苏联权力攻击为代价的。实际上，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以改变德国为目的：改正它的行为、使德国人变得与以前不同。然而，今天，如果有机会重新回到1913年的德国——一个由保守的但是相对节制的人民（不是纳粹和共产主义者）统治的德国，一个精力充沛、团结一致、未被占领、充满力量与自信的德国，这样的德国能够再次对抵消俄国在欧洲的权力起作用——好吧，这种观点会有来自很多方面的反对意见，而且它也不会令每个人都高兴；但是与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相比，在很多方面，这听起来不是很糟。现在，考虑一下这意味着什么。当根据它们表面上的目标，算出这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分，你会发现，如果有任何的收获，那么这一收获也很难看清楚。
难道这不意味着，在这里，有些事情大错特错了吗？难道真的可以说，所有这些杀戮和牺牲仅仅都是20世纪西方民主国家纯粹求生的代价？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结论，那么事情看起来会非常不幸。我们会问自己：这一切在哪里结束？如果这是在20世纪上半叶生存的代价，那么在下半叶，生存将让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但是，显然这种努力和牺牲的巨大结果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生存。那么我们只能假定，在一些地方一定发生了重大的误判？但是在什么地方呢？是我们的误判，还是我们协约国的误判？
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被二战更为鲜活生动的回忆所掩盖，一战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被遗忘的因素。但是，对我来说，所有的调查线索又回到了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真的是全面预定的；它按照经典悲剧最后一步的无情逻辑发展和运行。这一悲剧局面的主要因素——德国社会的不健全和焦躁不安、东欧的软弱、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现象，以及法国和英国的疲倦和衰弱——所有这些因素很显然是起源于1914～1920年这一时期。如果有什么地方可以寻找答案的话，这里似乎是应当探寻真正答案的地方。
我并不是说，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甚至40年代里，不能做一些仍然重要的事情以避免最糟糕的危险发生，迫使事件的发展进入更有希望的轨道。在人类事务发展的过程中，三十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国际共同体的生命就像一棵树，在很长的时间凭借着朝向单一方向的持续不断的压力生长。
但是，我认为，1920～1950年这一代人选择的显著缩小开始于1914年战争的爆发；伴随着此后出现的军事僵局以及达成妥协的和平希望的消失，这一进程极大地加快了；等到战火最终燃尽，《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签署，欧洲政治家，尤其是美国政治家为欧洲文明重建真正的安宁与和平的地区、能够给欧洲文明以力量抵挡来自东方的日益增长的挑战的地区，已经痛苦和不幸地缩小了。
因此，我们回到这一事实：我们在西半球安全降低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一战的过程及结果。因此，我们在其中的作用值得我们做最认真的详细审查。
我们政治家的问题是什么？让我们在我们的脑海中再次回顾这个问题。
你们都还记得，1914年战争是如何爆发的。我不会在此详细论述它们。一些问题是长期存在的：古老的土耳其帝国解体的依旧未解决的问题、多瑙河盆地臣民的躁动不安、奥匈帝国（Austria Hungary）失去了法国人所说的生命力（elan vital）、德国力量的相对发展、德国与英国之间的竞争。其他一些是短期的问题：政治家的愚蠢和胆怯、公众舆论的压力、变幻莫测的巧合。如果你试图估算出各种不同程度的过错，你会得到一个非常模糊的模式：奥地利人和俄国人无疑居于首位，德国人较少，但也占了很大的份额，没有一个国家独善其身。首先，你不能说任何人故意发动战争或是策划战争。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悲惨的、无助的战争。可怜的老欧洲使自己陷入了困境。欧洲国际社会的结构有弱点。萨拉热窝的枪声击中了那个弱点——忽然地，没有人知道如何才能不进行战争。
关于战争的进程，一旦战争开始，你在我这里也只能得到很少的指导。战争的过程与它的起源一样悲惨和荒谬。西方战线的僵局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今天，很难设想随后发生的事情的可怕和浪费：四年漫长的悲惨大屠杀；人类的军队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在泥泞的战壕中面对面对峙，使用大炮齐射，使用机关枪这样当时还没有克星的武器，使用迫击炮、带刺铁丝网甚至是毒气绝望地、有组织地互相摧毁，直到胜利或失败看上去不是军事领导能力、技能和精神的产物，而是炮灰和屠杀的某些可怕的数学运算问题。1929年，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写道，“炮火轰鸣直到熄灭”。
事件在很大程度上都在有意识的选择范围之外发生。政府和个人遵守悲剧的节奏，在无助的暴力中摇摆不定、蹒跚向前。以日益扩大的规模进行屠杀和浪费，直到伤痛被打造进人类社会的结构，经历一个世纪也不会抹去。可以想象这种情况所显示的对当今文明的致命打击……☾1☽
“伤痛被打造进人类社会的结构，经历一个世纪也不会抹去。”当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丘吉尔知道他在说什么。当时，伤痛比大多数人曾经想到的还要深。你能够填平过去的战壕，你能够耕犁弗兰德斯（Flanders）的农田，那里生长着罂粟花。你能够重建法国的城镇。几年之后，生活再次开始变得正常。但是，有些战壕没有人能够填平，有些农田不会再次生长罂粟花，有些建筑无人能够重建，它们在那些参加过战争的人的灵魂里——幸存者。对于那600万再也不能回来的人，我们能说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