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传 精彩片段：
46、沉默之路
在种种烦忧中，加缪迎来了他的1957年。他为阿尔及利亚问题感到担忧，为家庭问题所困，内心矛盾重重，有时还受到孤立。他说过，阿尔及利亚是他的病灶，就像他的肺一样。
在北非采取的旨在维持秩序的行动，眼下已经被称为“阿尔及利亚战争”，并且这场战争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主张独立的民族主义者没能在军事上占据上风，却在外交和政治领域取得了进展。在巴黎，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议员们投票同意授予摩勒政府专门的权力，这意味着法国将向北非大量派遣新兵。☾1☽而阿尔及利亚的一些共产党人则拥护独立。随着局势的恶化，不少法国青年在军中的服役期限将超过12个月，有些甚至超过两年半。此外还有一些预备役军人被重新征召入现役。人们议论纷纷，甚至愤怒地喊道：“退役？去他妈的骗局！”加缪总是在为其处在威胁中的亲友们担心，不管他们是军人还是平民。吕西安写信告诉他：☾2☽“妈妈的身体很好，当然腿脚是个例外。她的脚变形得越来越厉害，现在穿鞋都很困难了。”吕西安自己被召入了“本土保卫军”的队伍：
从职业角度看，我眼下还没遇到什么麻烦事。可是当局还是召我入役，参加维持车站、电车的秩序。我敢说，要不是能天天看阿尔及尔的漂亮姑娘，这份差事还真令人心烦呢……
你的新书出来了，能送我一本题过词的吗？
紧紧地拥抱你。吕西安。
加缪的母亲和吕西安、弗尔一家人一样，哪怕在电车上也时时面临着生命危险。尽管一些法国知识分子发出了不服从政府命令的号召——这些人以萨特为首，包括不少不久前还和加缪亲近的人——，真正拒服兵役的青年只有几百人。他们出走到瑞士、德国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那里和其他一些逃兵会合。法国军队，包括职业军人、打先锋的外籍军团，以及抽调的阿尔及利亚本地士兵，在这个国家步步为营，实行分区控制。在法国本土，在巴黎、鲁昂，工人、职员、身着统一着装的农民都集会抗议战争。在阿尔及利亚，不管心中还有多少信念，法国人依然在恪尽职责。民族主义者发动了一场城市恐怖战，在阿尔及尔的咖啡馆和酒吧安放炸弹。☾3☽阿尔及尔市长协会主席阿梅德·弗罗热遭暗杀身亡。☾4☽伞兵部队指挥官马苏将军带领他的强悍高效的部队，开始负责维持治安：他们将逮捕阿尔及尔自治区域的领导人雅塞夫·萨阿迪☾5☽，以及罗兰·西姆内，因为他在被通缉的阿马尔·乌兹加纳逃亡期间，还向他提供胰岛素。☾6☽在领导人拉尔比·本·马西蒂未经审判就被处死以后，“民族解放阵线”的首脑们离开阿尔及尔，转移到了突尼斯。新的“阿尔及利亚革命运动全国委员会”在开罗召开会议，吸收了费尔哈特·阿巴斯进入其执行委员会。阿巴斯立场温和，在加缪奔走呼吁停战时曾支持过他，但几个月前已经转向了革命一边。在巴黎，法国政坛也风云突变。1957年5月摩勒政府垮台，布尔热·莫努里和弗里克斯·盖伊阿先后组阁，一时间，政府更迭仿佛成了体育游戏。
“民族解放阵线”的立场变得更加强硬了。该组织成员在梅卢扎杀害了374名阿尔及利亚本国人，因为疑心他们支持梅萨利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阵线”的领导机关被法国军队赶出了城市，处境艰难，但“民族解放军”却在边境地带以及突尼斯不断壮大，其原因在于，它既有农村基地（这是加缪知之甚少的）的补充，又有城市出生的干部。留在阿尔及利亚本土的“民族解放军”的力量固然遭到了削弱，其中一些部队缺乏兵员和武器，内部还陆续出现分裂现象，然而阿尔及利亚民族武装力量在军事、政治两方面的得失恰好是成反比的。☾7☽普通的穆斯林群众已经开始憎恨法国人。关于酷刑的种种传言报道也让法国本土的民众不知所措。一些法国军官认为，既然法国在印度支那已经被共产党击败，那么阿尔及利亚就变成了捍卫西方的前哨阵地。不过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社会主义的“民族解放阵线”在表面是“非共产主义”的，实质上更是“反共产主义”的。至于加缪，他一向反对在开罗设立有领导机关的泛伊斯兰运动。
阿尔及利亚战争燃烧到了塞纳河左岸，引起了激烈而广泛的争论。在主张法国继续保留阿尔及利亚的阵营里，有作家雅克·罗兰、历史学家劳尔·吉拉尔代、记者雷蒙·布尔吉纳等人。在伽利马出版社的迪沃尼·马斯科洛，特别是在《快报》和《法兰西观察家》的影响圈里，不少人则渐渐转向支持“阵线”。弗朗西斯·让松一向反对殖民主义，他在法国发起成立“民族解放阵线”的后援会，声称要为“阵线”“提箱子打杂”。即便是雷蒙·阿隆似乎也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尽管他这样做的理由和萨特大相径庭。由于无法在《费加罗报》上就此问题表态，阿隆干脆出版了一本严谨的小册子，名为《阿尔及利亚的悲剧》。他预见到“黑脚”将来的流亡命运，认为一体化政策已无法实现，继续保留阿尔及利亚将使法国承担昂贵的代价，因此这个国家的独立将是无法避免的。阿隆和加缪一样，认为针对平民的军事冲突、游击队和政府军之间的交火是残酷的。然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除了拥抱“以实力谋取独立”这个理念以外，别无其它选择。阿隆从不像萨特那样企图为恐怖主义辩护。以加缪的立场来看，如果法国人能够继续留在阿尔及利亚生活，那么阿隆的主张是部分可以接受的，但他坚决反对有霸权倾向的“民族解放运动”。梅卢扎的惨案就是证据。在巴黎和里尔这时还出现了大规模的对抗，一派是“民族解放阵线”的人，一派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后者人数较少，“阵线”指责他们企图和殖民主义者进行合作。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增加了加缪对“阵线”的恶感。
1957年1月4日，让·格勒尼耶在伽利马出版社和加缪聊天，话题渐渐转到了政治方面。这时弗朗西娜忽然走了进来，说她赞成法国继续保留阿尔及利亚，这也是苏斯泰尔的观点。☾8☽
“《快报》真是可恶，当法国人被屠杀的时候，他们却在印行纪念胜利的册子。”弗朗西娜说道。
格勒尼耶和加缪在有一点上意见相同：法国政府本应明确宣布它的政治目标。应该明确阿拉伯人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引导民意。加缪说道：
“法国政府不应该和‘民族解放阵线’谈判，它现在正在招募妇女和儿童。应该明确地拒绝他们。”
这一时期，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伞兵部队击溃了民族主义者的武装，一些俘虏受到了法军的虐待。摩勒总理（当时尚未下台）建议加缪参加一个“维持自由委员会”，参与调查虐囚事件的真相。加缪拒绝了此一提议，并在致摩勒总理以及蓬塞等友人的信件中说明了拒绝的理由。在他看来，该委员会的职权没有得到明确，政府没有给予它任何独立、高效地展开工作的保证，也没有赋予它调查的特别授权。☾9☽加缪决定从此不再谈论阿尔及利亚问题，当然这仅限于公开场合，私下里，他仍然在几条战线上继续斗争。同为阿尔及利亚人的作家让·塞纳克在一本发行量很小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义务”的文章，对加缪有所指责：“加缪，当他不久前还没有否认《正义者》的不正义之时，曾经说过，写作的人永远达不到死去的人的高度。”加缪收到了匿名寄来的这篇文章。他用一封信作出了答复，此外没有别的回应。☾10☽加缪没有在他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观点和他的戏剧之间发现任何矛盾之处：“（塞纳克所说的）‘还没有’三字是多余的。《正义者》的主题今天依然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而我今天也依然没有改变当初的观点。《正义者》中的主人公拒绝投掷炸弹，因为他发现除了在自己同意去暗杀的大公之外，炸弹还可能夺去两个孩子的生命。这一拒绝意味着，在谋杀和不义行为当中，仍然有其不可逾越的界限，对此，我在戏剧和《反抗者》中都给出了具体的例证。在我看来，只有遵守这一界限，反抗才可能带有真理性和伟大性。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从未变化，如果说我可以理解和崇敬解放运动的战士，在那些杀害妇孺的刽子手面前，我却只感到厌恶。谈到当前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民众的事业，再没有什么比将要普遍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更能损害它的了。恐怖主义将会延迟，甚至是无可挽回地取消正义的解决方案得到实现的可能性。如果有的知识分子或者阿拉伯领袖不同意我的立场，假如他们声称，正是因为法国人也屠杀过无辜之人，采取过集体镇压的方式，因而从另外一边发起的恐怖主义袭击才无法制止，那么他们的推理将是值得讨论的。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至少，你们不能歪曲我的观点，把我一向反对的东西说成是我赞成的（哪怕这一歪曲是针对我的过去）。我不仅从未改变自己的观点，而且今天继续毫无保留地谴责对无辜平民的屠杀。我还必须说明，您所说的‘还没有’不但不符合事实，甚至带有侮辱性，因为它所针对的是这样一个人——您知道的，20年前，他独自一人在阿尔及利亚投入了捍卫阿拉伯人民的事业。”当年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加缪并非孤身一人。他表示并不想给塞纳克上课。“许多人……今天在阿尔及利亚死去，双方都有死者。您是从事写作的，在您出言反对我之前，在您接受《正义者》的不正义之前，请好好考虑一下吧。‘不正义’一语从我们嘴里说出毫无分量，但在阿尔及利亚，它是血淋淋的事实。”这封信自然成了两人关系破裂的原因。塞纳克给加缪寄去一张文辞动人的明信片，上面印着意大利费耶索莱镇的风光：“尽管友情不再，尽管我的兄弟胸有怒火，尽管在那个夜晚血雨腥风，我知道，终有一天我们会一起重新找到费耶索莱的宁静，在我于《婚礼集》的开篇之处经历它之前，我就已经深深爱上了这种宁静。”☾11☽
在初版20年后，加缪重新刊印了100本精装版的《反与正》。让-雅克·波维尔从夏尔洛出版社取得了该书的版权。在新版序言中，加缪承认作品的形式还显得“笨拙”，但他“无意收回任何已经表达的东西”。布里斯·巴兰则从中看到了加缪写过的“更好的东西”。加缪的新版序紧凑、机敏而又充满伤感，是对纯洁的生活体验的一曲不乏理智的颂歌。“为了改变天生的无动于衷，我曾被置于苦难和阳光之间。苦难使我不再相信阳光下和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好的，阳光则让我懂得了历史并不是一切。”加缪谈起了他的“卡斯蒂利亚”式的性格，谈到了他缺乏享受和财富方面的品味，“我贪恋这样的自由，它会随着财富的积累而瞬间消失。（过去）我能体验到恐惧和绝望，却从不知道什么是苦涩和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