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子的游戏 精彩片段：
第九章
人生在世，记忆中会留下的都是些琐碎小事。我头一次跟女人做爱，是在十七岁生日过了几个月后。如今那个女人已经从我的记忆中完全消失。我不知道她长得什么样、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一定快三十岁了。我也不记得做爱的任何细节。大概颇为欢愉吧，但我无法确切回想起任何欢愉，也不认为欢愉对那件事有任何影响。那是一道要跨越的障碍，而当时，在跨越的过程中，欢愉或缺乏欢愉都无关紧要。
但我记得她事后说的一些话。当时我们躺在一起——在她的床上吧，我想——我正在心里告诉自己，我现在是个男人了。“老天，”她说，“这回上床真好。”不是上床真好，而是这回上床真好。
我一定是喃喃说了些什么赞成的话，很蠢的那种，因为我记得她大笑起来，一种奇怪的笑，混合着欢乐和苦涩。
“你不晓得这回有多好。”她说。“你太年轻了，根本不晓得差别。年轻得可以做得很好，却太年轻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
我不晓得这是否证明了什么。只不过人的脑子真奇怪，会去记得这类事情。那回行动本身应该很重大，很值得记忆。但行动一旦结束，我就完全没印象了。只有那段对话仍留存在记忆中。
谋杀也是一样的。我现在谈的都是冲击，而非记忆，但结果也还是差不多。我杀了一个人。我知道，杀人是会引起颇大心灵创伤的。军人和职业杀手有时候会习惯，不过都要花点时间。我以前没杀过人。现在，在小心的计划和慎重的执行之后，我拿枪朝一个人射光了子弹。没错，他是毫无价值的败类——是社会的寄生虫，是只水蛭——但不管他的人格如何，都不能改变我谋杀他的事实，实情就是他死了，而我是杀了他的凶手。
但脑子真好笑。我策划了他的死亡，也杀了他，现在事情结束了。完结了。这桩谋杀似乎是个我可以接受的简单事实。我不会被罪恶感折磨。不是因为个性太坚强就是因为太软弱，但总之，我是个相当没有愧意的凶手。
现在就要谈其他的了。有三件事我挥之不去，老在脑海中浮现。头一个，就是我开枪射杀他之前那一刻，他脸上那个诡异的表情。完全不相信，好像他忽然间走进了另外一个毫不搭界的时空。
其次是第一声枪响。当枪声响起时，在我耳边好大声，大得我的其他四种感官知觉——嗅觉和视觉和味觉和触觉——全都遁入时光中消失了。所有的感官一片沉寂，唯有那声枪响独占一切——鲜明得不得了。
第三个就是把所有子弹都射进那具死透了的身体，真是其蠢无比。我想对着一个死人开枪，给人的感觉要比朝活人开枪更冒犯。因为其中有一种纯粹的残酷性，这或许可以解释一些事，比方有凶手把尸体砍成一块块、分别塞在地铁站的不同寄物柜里，每当这类事情被揭露时，报纸和公众总是特别愤慨。谋杀，至少还是理性的。但想到凶手朝着脑袋已经射穿的死者再打光枪里的子弹，这个画面实在是太荒谬了，完全没有道理，愚蠢，而且更恐怖得多。
那个人脸上的表情。那声枪响。浪费三颗或四颗或五颗子弹。
这三件事情是显著的，重要的。
甚于谋杀本身。
通勤列车载我们到曼哈顿的大中央总站。我摺起《纽约时报》夹在腋下，随着人群下车，来到车站下层。我困惑了几秒钟，才重拾方向感，去找我前一天存着行李箱的寄物柜。我找到了，掏出钥匙，打开柜子，拿了我的行李箱。然后我提着箱子到售票口，里头的售票员是个佝偻的老人，一头乱糟糟的灰发，厚厚的镜片几乎是不透明的，他卖给我一张到克利夫兰的单程坐席票。服务台那个像机器人的职员告诉我，下一班到克利夫兰的火车是在三十八分钟之后发车，在四十一号轨道。我没费多少事就找到第四十一号轨道，在一张长椅上坐下来，行李箱放在两腿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