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 精彩片段：
第二十二章
这件事情立刻成为当天下午新版报纸的大幅标题和当地各家媒体争相报道的头条新闻，甚至是人们惟一想要谈论的话题。在辩护律师约瑟夫·安托内利“无情的”——这个词被频繁使用，似乎成了记者们惟一能想到的字眼——反质下，民主党州长候选人阿莉娅·戈德曼承认她和杰里米·富勒顿曾经计划等富勒顿离婚之后就马上结婚。
“‘在声泪俱下的证词里’，”阿尔伯特·克雷文把报纸举到身前，大声读道，“美国参议员杰里米·富勒顿的前演讲撰稿人——”克雷文停下来，抬起头来看着我。
“‘声泪俱下的证词’，很煽情的笔调啊，”他评论着，脸上露出一个滑稽的微笑。
在克雷文那张具有维多利亚时代奇异风格的办公桌前，有几把带有装饰的灰色椅子。我选了一把，懒洋洋地坐在上面，解开衬衣领口的纽扣，又松开了领带。我筋疲力尽，不想动弹也不想说话，只是把目光从克雷文转向坐在我身边的表哥鲍比，然后疲倦地摇了摇头。我知道这之前发生的事情，当阿莉娅·戈德曼宣布她怀着富勒顿的孩子时，我也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儿；但我仍然感到震惊——不是因为她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尽管我瞪大了双眼，还是被直接卷了进去。
鲍比拍拍我的肩膀，想要宽慰我情况都会好转的。克雷文一言不发，继续阅读着报纸。他读到头版专栏文章的末尾，就展开双页的报纸，把读过的一页折过来，盖住另外一页，再接着读下去。虽然吃过午饭以后他就一直工作个不停，但这会儿他看起来却像是刚刚打扮停当，要去赴晚宴似的。灰色的条纹西装熨烫得服服帖帖，淡蓝色的丝绸衬衫刚好露出适合外衣长度的一截袖口。他终于读完了报纸，把它往办公桌上一放，搁在那一厚摞从我们进门起他就一直在处理的文件旁边，然后才抬起了头。
我带着一丝懊悔的微笑，低头看着伸到前面的自己的两只脚。
“那一番‘无情的’反质大概是我做过的最棒的事情。”
我抬起眼帘，先看了看鲍比，又看了看克雷文。他们俩都未曾在陪审团面前处理过案件，也未曾体验过仅仅靠一个证人的某个回答，就不得不即刻作出截然相反的决定的那种紧迫。
“我引领着她——劳伦斯·戈德曼的女儿——一直不停地绕圈子，一周又一周，只是一次比一次紧一点儿。我不是只给她准备一个问题：摆在她面前的问题至少有一打。对于她作出的每一个回答，我都已经考虑好如何再一次向她提出同样的问题——第二遍、第三遍——我会先在中间夹杂着七个、八个或者九个其他问题，然后再去重复先前的问题。这就像是一种舞蹈——探戈——每一步都有其含义，但是只有在你跳完整支舞曲时，才能完全明白每一步的真正含义。她是个很不错的舞伴：每一步都跟上了我。”
我向上伸直身子，直到差不多笔直地坐起来，然后又俯下身子，把胳膊放在双膝上。
“她在做证时说，她开车送富勒顿回停车的地方是因为他妻子提前离开了。我在反质时问她富勒顿的妻子为什么提早离开了。她回答说是因为她感到身体不适，但是她并不知道她为什么不舒服。我不再提这件事，又问她从戈德曼公寓到富勒顿停车的地方开车用了多长时间。我接着问她他们是否中途在什么地方停过，当她回答没有时我又问了她一遍，这一次我问他们是否在某个地方停车喝了点什么，她再一次否认这一点。”
我正在重温所有那一切，我观察着自己，当我引领着她，一步一步走向我希望她去的地方——对她的自欺欺人进行反思的时候，我的心中充满自信。
“我把她的回答抛到一边，改问有关她大学时代的朋友葆拉·霍金斯的问题。霍金斯是她的同性恋人，对她和杰里米·富勒顿的风流韵事一清二楚，而且也知道她和其他男人上床的事实。我想让阿莉娅·戈德曼知道，我掌握了她的一些情况，那些事情她还不知道我已经了解了多少，而且我确信那是些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的事情。然后，问完这个问题，我又问她和富勒顿在欧洲都做了些什么。问完这些以后，我把问题兜回劳伦斯·戈德曼的公寓举行的那个晚会，又问起富勒顿的妻子提前退席的原因。她把先前的回答又重复了一遍，说是因为她感到身体不适。我突然问她富勒顿的妻子感到身体不适是不是因为她刚刚指责过她——阿莉娅·戈德曼——与她的丈夫有染。”
我凝视着阿尔伯特·克雷文淡蓝色的眼睛摇了摇头，对自己犯下的不可饶恕的错误感到懊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