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色龙·契诃夫中短篇小说精选 精彩片段：
女人王国
（1894年）
一、前夜☾1☽
一个厚厚的钱包。这是山林地区的管理人送来的。他信中说送上一千五百卢布，说这钱是跟一个什么人打官司二审胜诉赢得的。安娜·阿基莫夫娜不喜欢听到胜诉和赢得官司这些词，她害怕。没有司法审判是不行的——这一点她知道，可是，不知为什么，在厂长纳扎雷奇或山林地区管理人（他们常同人打官司）为她打赢一个什么案子时，她总会感到难堪，好像她问心有愧似的。现在她也感到难堪和不舒服，她想把这一千五百卢布放置到一个远些的地方，不想看到它们。
她懊丧地想：她的同龄人（她虚龄二十五）现在忙着张罗家务，待到疲倦了就香香地睡上一觉，到第二天早晨醒来心情快快乐乐；她们中许多人已经出嫁，有了孩子。只有她，不知为什么，像一个老太婆，必须坐在这里看这些信、加批示和写回信，之后又整个晚上到半夜什么事也不干，等待着什么时候想睡觉，而明天一整天有人会向她祝贺节日，恳求她的帮助，而后天一天一定会有怪事发生：会殴打个什么人，会有个什么人因饮酒致死，而她呢，不知为什么她会受良心的折磨，而过节之后厂长纳扎雷奇一定会因旷工而解雇二十来个人，而这二十来个人会光着头挤在她家的台阶旁，她呢，她会害臊见他们，之后会有人把他们像狗一样赶走。于是所有的熟人会在背后说她或者会给她写匿名信，说她是百万富婆，剥削者，说她过于长寿，吮吸工人们的鲜血。
桌上有一捆已经读过后搁置一旁的信。这是一些求助者的来信。求助的人中有挨饿的，有酒鬼，有子女众多的，有病人，有受欺侮人的，有怀才不遇的……安娜·阿基莫夫娜已经在每封信上批示：给谁三个卢布，给谁五个卢布。这些信今天就会转到办公室，明天那里将发放补助金，或者像职员们所说的那样，给野兽们发饲料。
亡父阿基姆·伊万内奇遗嘱设置的救济贫困人的巨款有利息四百七十卢布，也将按小额分发。将会有不成体统的拥挤。从大门口到办公室门口，将会有一长列陌生人，一张张凶恶的脸，穿着破烂，受冻挨饿的，还有已经喝醉了的人的嘶哑声音，他们念叨着恩人老大娘安娜·阿基莫夫娜和她的双亲。排在后面的人将挤前面的人，前面的人将用粗俗的话骂人。账房让吵闹、谩骂和哭诉弄得厌烦，他将跳出来给一个什么人一记耳光，使大家都快乐。而那些自己人，厂里的工人，他们过节除了工资外什么都没有得到，已经把钱挥霍殆尽，他们将站在院子中央看热闹和窃笑，一些人出于羡慕，另一些人是表示讥讽。
“商人们，尤其是女商人们，喜欢乞丐胜过喜欢自己的工人，”安娜·阿基莫夫娜心想，“这历来如此。”
她的目光落在了那个钱包上。明天把这些无用的可恶的钱分发给工人们倒不错，不过什么东西都不能白白地给工人，否则下次他们一定又会索求。再说这一千五百卢布又顶什么用，工厂里全部工人有一千八百多个，还没有把他们的妻子儿女算在内。要不，也可以从这些求助者中选他一个不幸的早已失去过好日子的希望的人，把这一千五全都给他。这些钱会像打雷似的使这个可怜人惊愕，也许，他会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安娜·阿基莫夫娜觉得这个想法出奇和有趣，她很开心，瞎碰着从那一捆信中取出一封来读。写信人是一个姓恰利科夫的十二级文官，失业已久，疾病缠身，住在古辛的楼里，妻子是一个肺痨病人，还有五个年幼的女孩。安娜·阿基莫夫娜对恰利科夫所住的古辛楼十分了解，这是一幢四层楼房，唉，一座糟糕的闷潮的有害健康的房子！
“好，就给这个恰利科夫，”她作了决定，“我不邮寄，还是我自己送去为好，免得多说。对，”她把钱藏进口袋，思考着，“也许，我找个什么地方把这几个小女孩安置好。”
她感到兴致勃勃起来，她按铃吩咐套马。
她坐上雪橇时已经是晚上六点多钟。全部厂房的窗户都十分明亮，因而在巨大的院子里显得很暗。在大门口和院子深处，在仓库和工人的工房附近亮着一些电灯。
安娜·阿基莫夫娜不喜欢这些昏暗阴沉的厂房、仓库和工人住的工房，她感到害怕。父亲去世后她只来过一次厂房的主楼。这里的一切：铁梁支撑的高高的天棚，许多快速旋转的大轮子，许多传动带和杠杆，刺耳的吱啦吱啦声，辗轧钢的吱吱声，手推小车的震动声，蒸汽的粗重呼吸声，苍白的脸通红的脸或是沾着煤灰的黑脸，被汗水湿透的贴身衣，钢、铜和火发出的闪光，油和煤的气味，时烫时冷的风——所有这一切都让她产生了地狱般的印象。她觉得：机轮、杠杆和吱吱叫着的热汽缸这些东西都在竭力挣脱桁架以求消灭人们，而人们面色忧虑，在机器旁奔忙，谁也听不见谁，竭力想停止机轮、杠杆、汽缸等物的可怕运动。在厂房的主楼里人们让安娜·阿基莫夫娜看一些东西，还恭敬地向她作解释。她现在还记得，在锻造车间，工人从火炉里夹出一块烧得通红通红的铁，一个头上系着小皮带的老头和一个身穿蓝色工作外衣、胸前挂着一根小链条、有一张怒冲冲的脸的青年（他该是个工长）在用小锤子敲打铁块，火星向四面飞溅；过不多久，有一张巨大的铁板在安娜·阿基莫夫娜面前出现，铿锵作响；老头垂手直立，微笑着，而青年向她解释着什么，用衣袖擦拭着脸上的汗水。她还记得，一个独眼老头在另一个车间里锯一块铁，铁屑散落下来；另一个工人在旋床上操作，要用一块钢做出一个什么东西来，他一头棕红色头发，戴一副墨镜，穿一件有许多洞的衬衫；车床在喧闹，在吱吱作响，这声音叫安娜·阿基莫夫娜恶心作呕，她觉得耳朵疼。她看，她听，她不懂，她好意地微笑，而且她还感到害臊。“你不懂也不会喜欢这个事业，可是你吃饭养活自己再加上数十万的收入所靠的却是这个事业——多么奇怪啊！”她想道。
工人居住的木板小房她一次也没有去过。据说那个地方潮湿、多臭虫、生活荒淫、秩序纷乱。说来也奇怪，每年用于工人住房完善设施的钱有数千卢布，而工人们的状况，如果可以相信匿名信的话，却是一年比一年糟……
“父亲在世的时候秩序比较好些，”安娜·阿基莫夫娜离开工厂大院时想，“因为他自己曾是工人，他知道需要什么，而我呢，我什么也不懂，尽做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