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色龙·契诃夫中短篇小说精选 精彩片段：
关于爱情
（1898年）
第二天吃早饭时上的菜是可口的小馅饼、龙虾和羊肉饼。正在吃的时候，厨师尼卡诺尔上楼来询问，客人们中饭想吃什么。这个人中等身材，脸胖胖的，眼睛小小的，胡髭刮得光光的，看上去好像不是刀刮的，而是拔掉的。
阿廖兴说，美丽的佩拉吉娅爱上了这个厨师，但他是个酒鬼，性情粗暴，她不愿意嫁他，只同意就这么过日子。他呢，他虔诚信神，宗教信仰不允许他就这么过，他要求她嫁给他，否则他就不干。他在喝醉的时候骂她，甚至还打她。她呢，她躲在楼上哭。在这种情况下，阿廖兴和仆人们就不出门，以便在必要时保护她。
主客三人就此谈论起爱情来了。
“爱情是怎么产生的？”阿廖兴说，“为什么佩拉吉娅不爱上另一个在心灵和外貌上同她更为相配的人，却偏偏爱上尼卡诺尔这个丑八怪（我们这儿大家都叫他丑八怪）？在爱情中个人幸福问题重要到什么程度？——这一切都不得而知，而且可以随便解释。到目前为止，关于爱情只说过一句实在话，那就是：‘爱情是个极大的秘密’，至于人们关于爱情所写所说的其他一切，都不是什么答案，它们只是提出一些至今仍未解决的问题。一种解释看来似乎适合于一种情况，但它却不适合于另外十种情况，依我看，最好是分别解释各种情况，不力求作出概括。应该做到像医生们所说的那样：每个个别情况个别处理。”
“完全正确。”布尔金同意道。
“我们，正正派派的俄国人，对这些至今仍未解决的问题有着一种偏爱。通常人们总是诗化爱情，用玫瑰和夜莺之类的词儿美化它。而我们俄国人呢，我们却用一些不幸的问题来点缀它，而且总是选择其中一些最最乏味的问题。当年我在莫斯科上大学的时候有过一个生活伴侣，一个可爱的女人，每次我把她搂在怀里的时候，她心里想的是我每月会给她多少钱，而买一磅牛肉要多少钱。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恋爱的时候，也不断地向自己提问：这么做是否正派？是聪明还是愚蠢？这样恋爱会导致什么结果？一连串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么做是否好，不过，我知道这么做叫人败兴，使人不满，惹人生气。”
看样子他像是要讲一件什么事情。举凡单身汉，心里总有一些他们乐于讲一讲的事情。在城里，单身汉们往往特意跑澡堂或者上饭馆，目的只在于聊聊天，有时他们会把一些十分有趣的事讲给澡堂的擦背工或饭馆的招待员听，而在乡下呢，单身汉们常常在自己的客人面前倾吐心曲。此时此刻，窗外只看得见灰蒙蒙的天空和被雨水淋湿的树木，在这种天气无处去，除了讲讲和听听以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我住在索菲诺村并从事经营已有很长时间。”阿廖兴开始讲故事，“自大学毕业就干，直到现在。就我所受的教育来说，我是四体不勤娇生惯养的人，而按我的癖性来讲，我是个书呆子。不过，当我来到这儿时，庄园已经欠了一大笔债；由于我父亲借债的部分原因是为供我求学而花了许多钱，所以我就决定不离开这个地方，留下来干直到还清债务。我这么决定了就开始在这里工作起来，不过，说老实话，我心中也感到有点儿厌恶。这里的土地不肥沃，要使农业经营不赔钱，就得利用农奴或雇农的劳动，而这两者几乎是一样的，否则，就得按农民的方式经营我的家业，就是说亲自同家人一起下地干活，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不过当初没有仔细考虑。每一小块土地我都利用上了，我把邻村的全部农民和村妇都找来，我这儿的活也就热火朝天地干开了；我自己也耕地播种收割，同时我又觉得乏味枯燥，厌恶地皱眉头，像一只乡下的猫一样，饿得在菜园里吃黄瓜。我浑身酸痛，走路时也会瞌睡。起初我觉得我能够不费力地把劳动生活和我的文明习惯一致起来，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只消在生活上保持某种秩序就行。我住进楼上的正房，安排仆人在早饭和午饭后给我送加上蜜酒的咖啡，晚间我上床睡觉时看《欧洲通报》☾1☽。可是，有一天我们的牧师伊万神甫来了，他一下子把我的蜜酒全都喝光了；《欧洲通报》呢，也落到了神甫的女儿们手中了，因为在夏天，特别是在割草的季节，我来不及回家上床睡觉，往往在板棚里的雪橇上或者在某个守林人的小屋里就入睡了，哪儿还谈得上看书呢？渐渐地我住在楼下了，我开始在仆人的厨房里吃饭；从我以前的奢侈生活中保留下来的只有当年伺候过我父亲的这些仆人，我不忍心辞退他们。
“我在头几年就被选为这里的荣誉调解法官。有时我得进城去参加调解法官会审法庭会议和地区法庭会议。这倒能使我散散心。不是么，你在这个地方连着住上两三个月，特别是在冬天，你就会思念起黑色礼服来了。在地区法院里有穿礼服的，有穿制服的，还有穿燕尾服的。大家都是法律工作人员，受过共同的教育，想找个人聊聊天有的是。在过了睡雪橇和在仆人厨房里吃饭的日子之后，坐在圈椅里，穿着干净的衫衣和轻便的皮鞋，胸前挂着表链——这可真惬意啊！
“在城里人们热情地接待我，我也乐于结交。在所有的熟人当中，最正经的，说句实话，最合我心意的是地区法庭的副庭长卢加诺维奇。你们二位都认识他，他是一个极其和蔼可亲的人。恰巧是在连续审讯了两天那个著名的纵火案之后，我们都疲倦了，卢加诺维奇看了我一眼说：
“‘怎么样，上我家去吃饭吧。’
“这是没有预料到的，因为我同卢加诺维奇的交情不深，不过是因公相识，而且我从未去过他家。我回旅馆换了一身衣服就去了。在那儿我有幸认识了卢加诺维奇的妻子安娜·阿历克谢耶芙娜，当时她很年轻，最多二十二岁，半年前生了第一个孩子。事情已经过去，现在要我说清她究竟有什么非凡的惹我喜欢的地方，我倒有点儿为难。可是当时在吃饭之际我却十分清楚：我看到了一个年轻、漂亮、善良、有学识而又迷人的女人，一个我以前从未遇见过的女人；我立刻感觉到，她是一个亲近的早已熟识的人，好像是我幼年在母亲的五屉柜上放着的那本照相簿里就已经见过这张脸，见过这双殷勤而又颖慧的眼睛。
“在那件纵火案里被指控的是四个犹太人，人们认定他们是同伙，而依我看来，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吃饭时我很激动，心情沉重，我已经记不得我讲了一些什么话，只见安娜·阿历克谢耶芙娜不住地摇头，她对丈夫说：